盤點：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異人生

　　那林

　　毛澤東、董必武――從南湖到開國大典

　　毛澤東　1921年夏天，毛澤東與湖南的另一位年長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滬。對毛澤東參加“一大”的表現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比較活躍，善于思辨；一種是比較沉穩，勤于思考。他的確沉穩，善于聽取大家意見，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頗具見解，勝過他人。

　　毛澤東沒有參加黨的二大。在黨的三大之后，毛澤東進入中央局，擔任相當于中央秘書長的職務。此后，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起探索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了一輩子，成為當代中國最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1976年9月，毛澤東走完了他83年的奮斗人生。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澤東一起同時參加了黨的一大，又同時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中共領導人。

　　1920年，曾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漢創辦私立中學。就在這年夏天，他接到李漢俊從上海的來信，告訴他上海已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請他在武漢成立類似的地方組織。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來信，他與武漢小組另一負責人陳潭秋被大家公舉赴會。在這次大會上，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立的發起人、見證人之一。

　　作為一位忠厚長者，歷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馬列：“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1975年4月2日7時58分，這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董老享年90歲。

　　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血灑疆場志未酬

　　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參加會議最年長者。盡管董必武比毛澤東長9歲，何叔衡比董又長9歲。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參加新民學會，而且是這個團體的領導人之一。

　　一大召開那年，何叔衡44歲，已有相當的經歷和學識。“一大”閉幕后，何叔衡與毛澤東回到長沙，著手湖南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資辦起了湖南自修大學，培養黨的干部。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正在指導農運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機智逃脫。后經組織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組織分配去中國互濟總會，擔任總會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鄧子恢等一批中央領導人從江西轉移到福建長汀縣，不料與敵“義勇隊”遭遇。何叔衡落崖受傷，被兩個匪兵發現，結果被匪兵連擊兩槍，壯烈犧牲。

　　鄧恩銘　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到領導黨的運動只有11年，但這11年生命確實壯觀。

　　鄧恩銘出身在貴州荔波縣一個水族家庭。1918年，鄧恩銘在親戚幫助下考上濟南省立第一中學。也就是在這里，他開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東共產主義小組秘密誕生了，鄧恩銘和王盡美成為負責人。

　　中共一大召開時，正值鄧恩銘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從青島赴滬，是到會較早的代表之一。在這次會議上，他是較活躍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為中國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結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8年底，當鄧恩銘在濟南深入進行革命活動時，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獄。

　　1931年4月5日黎明，30歲的鄧恩銘從容整裝，與難友們一一告別，然后高唱《國際歌》昂首闊步走向濟南緯八路刑場，英勇就義。

　　陳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時，他不僅是武漢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同時已是著名的學生領袖。

　　大革命失敗后，陳潭秋在江西、滿洲、江蘇等地做黨的工作，曾被捕入獄。

　　1933年春，陳潭秋與謝覺哉化裝同行，秘密進入中央蘇區，出任中華蘇維埃糧食部長。

　　1935年7月，陳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9年5月，陳潭秋奉命回國。中央電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鄧發任中共中央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并擔任我黨與“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任務。

　　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和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被與蔣介石暗中勾結的盛世才秘密殺害于烏魯木齊。

　　李漢俊、李達――脫黨而不放棄信仰

　　李漢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來血染刑場，被敵人所害。但此時他已不是中共黨員。

　　李出生湖北潛江，后留學日本。在京都大學遇到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汲入馬克思主義營養，由學數學轉而鉆研馬克思主義，并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有一定見解。

　　一大召開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與兄居住的廳堂做會場，終日備煙沏水準備會務，同時也闡述了大量建黨主張。會議后期，他從容應對特務的騷擾，保護了與會代表。

　　二大后，李漢俊與張國燾和陳獨秀發生矛盾，就漸漸脫離了黨的活動。

　　李漢俊不在黨組織中活動，但并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敗后，他利用“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漢俊在寓所被新上臺的桂系軍閥胡宗鐸抓走，在未審訊的情況下，當晚被槍決。桂系軍閥在刑場貼出告示，稱李漢俊為共黨首要分子。嗚呼，烈士沒有在黨的花名冊上，卻死在“罪”為共黨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達　也是農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濱。完全靠苦讀，他考入北平師范學校后，以優異成績考上留日官費生。

　　1918年6月，李達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轉折，成了一個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他放棄了理科，專攻馬克思主義學說。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鉆研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多，這為李達后來成為黨的理論家，從而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留下濃重的一筆奠定了基礎。1920年他啟程回國，很快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共同成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

　　李達在一大上提出許多見解是自然的，因為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超過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結束后，李達還在上海機關做了一年的實際工作。

　　但不久，他便攜家返湘，同毛澤東等合作辦湖南自修大學去了。李的這次返湘，既有毛澤東所邀，也因他與陳獨秀和張國燾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達憤然宣布脫黨，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錯誤”。

　　1949年12月，毛澤東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為介紹人，李達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后，李達奉命改造湖南大學，很快取得成效。接著又去改造武漢大學，同樣成果甚豐。這一期間，他主要是辦校和從事黨的理論研究。他是在毛澤東晚年少有的幾個能夠與之理論對話的人。毛稱李達為：真正的人！

　　“文革”一開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終年78歲。

　　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信棄義叛黨投敵

　　陳公博　是廣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會場遭敵探騷擾，次日會議移至南湖，驚魂未定的陳公博脫離集體而逃，返回了廣州。

　　此時，正趕上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中國共產黨特別會議決定聯孫反陳，但陳公博卻拒不執行。

　　此后，他又在黨的會議上明確宣布：不再履行黨的任務。

　　在汪精衛的支持下，陳公博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25年回國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1年之后，當選國民黨中央執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蔣汪再次聯合，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后，陳公博出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立法院長及軍事委員會訓練部長要職。

　　然而，就在汪陳聯手、多行不義之時，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陳公博由漢奸中的二號人物升為一號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陳公博倉皇逃到日本。隨后，國內掀起懲罰漢奸的浪潮。陳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蘇高等法院審理陳公博。6月3日，將陳公博移往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判處死刑。

　　隨著一聲沉悶的槍聲，陳公博罪惡的一生結束了，時年54歲……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學，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通過閱讀大量社會主義書籍，周佛海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1921年，周佛海在鹿兒島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信件，成為唯一從境外趕回來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學，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下，周佛海逐漸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并為生活所困而沉淪。

　　回國后，周佛海很快與國民黨右派分子沆瀣一氣。1924年9月，周佛海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信要求脫黨。

　　周佛海一脫黨，便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為蔣介石翼下一得力謀士。然而，蔣介石的重用未能滿足周佛海對權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變后，周佛海、汪精衛一見如故，共謀“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先期到達昆明等待汪精衛等人逃往河內。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頭功。　繼而，周佛海出謀劃策，建議汪精衛開展“和平運動”，建立和平政府。

　　與此同時，周佛海非常重視特務工作。他采用種種特務手段，使自己成為偽政權起事人和“開國元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歷時5年4個月的汪偽政府作鳥獸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給蔣介石發電，利用他擔任上海市長一職表示將滬完整交給中央。蔣介石收電后，任命周佛海為行動總隊司令。1946年3月，蔣迫于全國壓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謀敵國、圖謀反叛本國”之罪被判處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戀人楊淑慧以公布蔣周往來密電為由，要挾蔣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國民政府下達主席令，特赦周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橋監獄一囚室之中。

　　張國燾　是北京代表，一大會議主持者，中途叛黨。

　　五四運動期間，張國燾參加示威游行，成為“學生領袖”，被推舉為北京學聯主席。

　　1921年6月，張國燾和劉仁靜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到上海參加一大。

　　張國燾同時也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為了發展全國工人運動，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受命此任，并與同仁一道發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揭開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及夫人楊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敵手，張國燾被迫投降自首。出獄后，張國燾隱瞞變節行為，參與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留在蘇聯。客居蘇聯三年的張國燾一回國，立即撰文擁護王明。不久，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蘇區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好馬壯，先是要奪紅軍總政委一職，繼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要官要位，并發展到對抗中央路線，對中央北上的決議拒不執行，直至最后拋出一個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張國燾利用離開延安到陜西中部黃帝陵祭祖的機會，只身投靠國民黨，并面見蔣介石，決意叛黨。

　　張國燾叛黨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門下，從事反共活動。他在上海辦過宣傳反共的《創進》報。1949年，張逃往香港，同第三勢力一起辦起《中國之聲》雜志。

　　1966年，張國燾匆匆離開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幾年后，客死他鄉。

　　劉仁靜、包惠僧――歷經曲折迷途知返

　　劉仁靜　出身在湖北應城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他中學時代到武昌博文書院就讀英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在這里學到了許多民主意識和外文知識。

　　劉仁靜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參加少年中國學會。在此基礎上，他與李大釗、鄧中夏接近，成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之一。

　　在一大會議上，劉仁靜極力反對西歐社會黨的議會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為共產革命作準備。他的這些觀點與另一位代表毛澤東有許多相同之處。

　　1926年，受中央派遣，劉仁靜赴莫斯科國際馬列學院學習。在這里，他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不料，他在學習上發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馬列學院學習時，看過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觀點。”

　　1929年，劉仁靜在蘇學習結束。回國途中，劉仁靜突然轉到土耳其，拜見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響，劉仁靜回到中國，便投入陳獨秀門下。此間，劉仁靜自命為“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和“特等理論家”。

　　1939年，劉隨著國民黨三青團機關撤離武漢至重慶。抗戰勝利后，劉仁靜回到上海，進入特務刊物《和平與統一》擔任主編。刊物停辦后，又輾轉于國民黨各個機關。

　　1951年下半年，組織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編輯。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機因剎車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

　　包惠僧　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陳獨秀參加會議，并負責向陳匯報會議情況的代表。

　　包惠僧當初是武漢黨組領導人。上海黨組織負責人李漢俊委托包前往廣州找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達廣州，陳獨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廣州工作。

　　而后，李漢俊來信說要各地派代表參加共產黨成立大會，陳獨秀因事不能赴滬，于是就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人去出席會議。

　　革命低潮時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悶、灰心、失望躍上心頭，加上在黨內有張國燾的處處責難，他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

　　1931年，包惠僧任蔣介石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1936年轉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參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國民政府縮編時，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終不得志，便自動申請遣散。獲批準，攜家眷到澳門謀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從此之后，他就筆耕不止，寫下大量歷史回憶，最后結集《包惠僧回憶錄》。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無效去世。

　　王盡美――英年病逝 感撼后人

　　王盡美　是濟南代表。1921年6月，王盡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輪船到上海。

　　一大結束后，他與瞿秋白、鄧恩銘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參加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會議，并會見了列寧。

　　回國后，王盡美協助羅章龍組織了京奉鐵路、開灤煤礦等地政治大罷工，親自指導了山海關鐵路工人大罷工。

　　從1923年至1925年5月，王盡美擔任山東省委書記，他積極發展組織，辦報寫文章，還經常組織民眾演講。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盡美帶病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5年8月19日，年僅27歲的王盡美因肺病逝世。

　　(摘自《中華兒女·政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