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團隊”編織“利潤流水線”，新戲成本被節節推高

　　【關注】文化包工頭“添亂”演出市場

　　近些年來，“強強聯合”、“黃金陣容”、“鉆石組合”等等聲音時常響在大型晚會和舞臺劇發布會現場。一些知名的編劇、導演、舞美、作曲，自然而然成為不少院團爭相約請的“香餑餑”，不少戲的編、導、演、音、舞等主創都是外借的，本團演員只是跑龍套，有些名家同時在三四臺戲中“掛職”，舞臺上、節目單中盡是熟臉和常見的名字。

　　強強聯合削弱了劇目特色

　　在去年某地舉辦的一次戲曲節上，30多臺參演劇目中，某位導演獨攬了10臺，而11臺新戲的作曲皆由同一位作曲家“捉刀”。主創人員和戲曲名角的跨團合作，一時間成為圈內人士和戲迷們議論的焦點。

　　這一做法對藝術生產造成的負面影響或者說潛在的害處不容忽視。正如文藝評論家毛時安所說，中國的舞臺劇創作已逐漸形成了“創作壟斷群體”，某些導演和他們的“御用團隊”一起編織著“利潤流水線”，把新戲的成本節節推高。

　　“強強聯合是塊遮羞布，無米之炊竟能燒成藝術盛宴。”一位名叫“梧桐”的網友發出這樣的質疑，“當前不少院團都在比擂臺、博大獎，其實一半以上的院團連個拿得出手的陣容都湊不齊，人力、物力、財力嚴重透支啊。”相對于那些四處穿梭、無所不能的名編、名導、名演員們來說，素有“巴山鬼才”之稱的魏明倫則顯得有些另類。他在戲劇領域先后任演員、導演、編劇迄今50余年，卻一直默默耕耘著自己的川劇之田。用他的話說，“讓我去編、導、演其他劇種，我不知道會弄出個什么慘不忍睹的樣子來。”

　　中國戲曲學院特聘教授謝柏梁在戲劇圈多年，他經常看到同一編劇的同一劇本以不同面貌上演，同一導演的同一作品以不同劇種的形式在各地呈現，創作理念和戲劇場面都似曾相識，已形成自己對自己的重復、抄襲和沿用。在他看來，人不是萬能的，更不能包打天下，強強聯合模糊了劇種界限，削弱了劇目特色。

　　早在5年前，中國戲曲音樂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汪人元就針對戲劇院團“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現象表示過憂慮。今天看來，他的這種憂慮絕非杞人憂天。“之所以會出現‘文化包工頭’現象，主要原因在于人才的匱乏。”由此，“那些蜻蜓點水、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飛行導演’們便頻頻出手，但疲于奔命自然無法持續拿出征服觀眾的‘干貨’來，常見的景象是豪華包裝和明星堆砌，這樣勢必會進一步導致院團的人才流失和劇目藝術價值的下降。”汪人元說。

　　盲目沖獎不符合科學發展觀

　　“現在大家都盲目沖獎，誰來耕耘本團的藝術之田？”汪人元說，“催生‘文化包工頭’現象的另一個原因正是由于不少劇院追求劇目獲獎，把獲獎作為唯一證明藝術成就與價值的標準，這說明我們的價值評估體系出了問題，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

　　“‘戲劇評獎’被‘政績工程’‘劫持’了。”北京市劇協秘書長楊乾武一針見血地指出，“‘戲劇評獎’從上世紀90年代起逐漸演變為‘評獎戲劇’，一批被認可了的明星主創壟斷了戲劇舞臺，最終演變成為‘文化包工頭’”。

　　據了解，一臺劇目背后有強大的利益驅動。劇目獲獎后，所在的院團特別是一些小院團除了贏得殊榮外，院團還能由此獲得一大筆獎勵經費，院團長及其院團主管部門的領導也可在其“政績簿”上大書一筆，這樣的獎勵對于當前資金上捉襟見肘的院團和主管部門的領導顯然是極具誘惑力的。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有真正想干一番事業的戲劇人。

　　河南省豫劇二團決定將中國古典名劇《趙氏孤兒》改編成豫劇《程嬰救孤》時，團里的賬面上只有800元，為了籌資創排這個劇目，二團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籌集到70萬元資金。經過幾個月的艱苦排練，《程嬰救孤》獲得全國多項大獎。2007年，河南省政府獎勵豫劇二團100萬元，同時對《程》劇有功集體和個人進行表彰。話劇《立秋》是山西省話劇院建院50多年來投資最大、創作陣容最強的一部作品，該劇演滿100場時，山西省委、省政府給予劇組20萬元的獎勵。

　　據了解，新疆一個劇團為了創排一部戲參加一個全國性的戲劇節，將團里10萬元的家底全部押在了這臺戲上，并約請戲劇界知名人士“操刀”。團領導無奈地說：“不拿獎回去沒法交代啊！”

　　如此興師動眾，如果能如愿捧得獎項歸倒也心安理得，就怕一切努力付諸東流。據觀察，近年來的舞臺劇創作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因貪大求洋、花費巨資而被拖垮的劇團不在少數。

　　創作者患上的“精品焦慮癥”

　　有人呼吁要堅決鏟除“文化包工頭”現象，不然將危及到整個文化生態的平衡。對此，中國戲曲學院教授傅謹評論說，“文化包工頭”就好比經濟領域工程建設的包工頭一樣，不能對其進行簡單的斥責。在改革與完善多元化藝術評價體系的同時，要切實地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

　　何以這些腕兒們打著“飛的”創作的作品仍然能頻頻獲獎？那些平時非常貧困、需要勒緊褲帶過日子的劇團，何以能夠將巨額創作經費支付給“御用導演”的創作團隊，而不受監督與批評？歸根結底，只要劇目獲獎，所有爭議就會被平息，黑幕就會被掩蓋。更不用說支付給名導演的創作經費部分向決策者回流，以至于“窮了廟宇富了住持”。

　　近日備受爭議的“文化包工頭”現象在文化圈引起強烈反響，處在“漩渦”中的焦點人物、戲劇評論家、院團長紛紛從不同角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一場“文藝爭鳴”由此展開。戲曲作家羅懷臻甚至提出，能否試著辦一屆不評獎的藝術節？

　　事實上，早在十幾年前，毛時安就曾敏感地注意到“文化包工頭”現象，他發現每到重大節慶活動，編、導、舞、美、音人才奇缺時，這批明星主創的價碼就都隨行就市翻得很高，形成以導演為首類似建筑市場的“包工頭”，有些藝術家的出場費甚至超過了國際市場。“由于當前文化生態土壤貧瘠，人才后備力量不足，一些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形成供需關系的巨大失衡和價格扭曲，由此滋生藝術家們漫天要價，貧困劇團將巨額創作經費支付給某些大導演，幾十萬的要價相當于一個中小型企業將近一年的收入啊！”毛時安感概地說。

　　“不能把造成‘文化包工頭’現象的癥結簡單地歸罪于評獎，獎還是要評的，因為全世界都在評獎。”毛時安說，問題的癥結不在評獎行為本身，而是把評獎與政績簡單地掛上了鉤，錯誤地把評獎作為了考評文化項目的指標。

　　“我們的許多文化工作者都患上了‘精品焦慮癥’。”毛時安最后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甭管有實力沒實力，動輒就搞精品，請大腕，沒有考慮到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文化在社會前進中有其發展定力，要在充滿自然競爭的生態環境中發展，不能過分地拔苗助長。他認為只有我們的文化人保有沉穩的創作心態，培植良好的文化心態和文化生態，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文化包工頭”現象。

　　“‘文化包工頭’現象值得批評和反思。解鈴還需系鈴人，我們的主創到了該深刻反省和加強自律的時候了。”謝柏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