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人性化解讀的歧路——從電影《南京！南京！》說起

　　目前，兩部描寫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南京！南京！》和《拉貝日記》正在上映，由于題材相似，甚至取材重疊，自然會引發比較和議論，特別是《南京！南京！》，因其“人性化”解讀日本軍人，塑造正面形象而更加引起爭議。

　　1

　　《南京！南京！》很明顯想另辟蹊徑，從人性和歷史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場滅絕人寰的災難，挖掘日本士兵的精神根源，將其從惡魔還原成人，因而完整塑造了角川的角色，并盡量回避了日本士兵殘殺中國人的殘酷畫面。電影同時還虛構了幾個人物并交織成悲歡離合的故事線，構成具有煽情效果的人物命運。好萊塢影片表現歷史事件時常用這種手法來增加可看性和戲劇性。不過，運用在南京大屠殺這樣的題材上恐難為中國觀眾接受。

　　“我不擔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為它就是一部商業片。”“我要在日本上映！”這是之前陸川對媒體說的兩句話。單從這兩句話來看，陸川對于題材的把握很可能就發生了偏差。的確，很多重大歷史題材被好萊塢處理成商業大片，其中不乏對一些重要歷史、政治、宗教事件進行另類讀解。但這些另類讀解未必能夠大膽到挑戰社會道德或民族情感的底線，而且，好萊塢通常不拿本國歷史事件作為商業大片題材來“戲說”。南京大屠殺的題材同樣不適合當成商業性大片來處理，如靠編造劇情來煽情，更會顯得膚淺。對于犯罪者來說，煽情的“人性化”解讀也無異于為其粉飾和脫罪。

　　但是，“要在日本上映”的要求可能會成為事實——毫無斡旋余地地控訴日本屠殺罪行的電影，根本沒有可能在日本上映，而人性化的日本形象塑造，無疑會使《南京！南京！》在日本的公映變得有可能。

　　2

　　影片的高潮處是占領南京的日本士兵集體舉行慶典和祭奠儀式。導演不惜用長鏡頭長時間地表現殺戮者的舞蹈和音樂，那種以勝利者姿態對犧牲者的悼念的狂熱的軍國主義慶典被拍攝得很儀式化，有一種麻醉式的激昂和煽動性，這種畫面更適宜日本觀眾而非作為受害者的中國觀眾。慶典結束之后，日本兵角川放走了一個中國軍人和孩子，然后飲彈自盡。無論表現慶典的目的是什么，這種情節設計在中國觀眾看來絕不舒服、特別是決不會認同——最具有犧牲和自省精神，并為這座死城留下最后希望的正面人物居然是一名日本兵。這樣的主題設置會讓觀眾對歷史和人性的正義性產生懷疑。

　　陸川導演沒有追問、反思或回答的兩個重要問題是:南京大屠殺是否是一種“反人類罪”？——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態度，不只是中日兩國的恩怨或歷史觀問題，而是有關戰爭和國家行為的底線問題。戰爭中的“殺中國人”和“反人類罪”，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一個切實的人類政治問題而非僅是兩個國家間的問題。二戰以后，德國已經在歷史觀和國家法律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在日本，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

　　其次，人為什么會不把別人當人(而加以大肆殺戮)？或者說，戰爭中的殺人理由究竟能否為人性價值觀所接受？——這個問題并不專門針對日本，卻是一個比“懺悔的人性”更為普遍和重要的人性問題。其實，不需要懷疑日本兵角川飲彈自盡的正面人性意義，需要懷疑的是導演對人性理解的深度及其價值觀。如果只是承受不了良知的壓迫而自殺，那不會改變其他角川的殺人行為；我們關心的不是個體，或者說，個體的重要性在這里是要體現普遍人性的深刻性。懺悔殺人和探討何以殺人，根本就是兩回事。懺悔不可能抹殺殺人的人性之惡問題。“泛人性化”的陸川缺乏把握歷史的睿智，沒能抵達人性的深處，廉價而膚淺地處理了戰爭和人性的深刻性問題。

　　3

　　同樣，對于拉貝的刻畫，也是《南京！南京！》和《拉貝日記》兩者間引起比較和爭議的地方。雖然都是以《辛德勒名單》作為模仿目標，但很顯然，兩部影片都沒有成功。《拉貝日記》老實有余，才氣不足，但看得出非常重于史料，嚴格依據原始日記的基礎，包括對數字、日期等細節的處理，清晰描述了國際安全區從動議到收場的完整脈絡，給觀眾補充了大量對于這段歷史的知識盲點，人物和故事都顯得真實可靠。另一方面，《拉貝日記》還強調了拉貝內心的沖突和轉變，鋪敘一個不理政治的德國西門子公司商人，如何在戰爭浩劫中顯露人性的過程。比較而言，《南京！南京！》為了正面塑造角川形象，“必須”模糊或削弱拉貝的面目。陸川的拉貝不僅對日本軍隊唯唯諾諾毫無辦法，關鍵時刻還撤離了，導致安全區成為殺場。這恐怕是有失偏頗的。從思考和技術的多個角度來看，陸川都沒能運用好拉貝的豐富資源。拉貝是可以和角川互補的，但可惜就像對角川角色的膚淺處理一樣，拉貝也被簡單、單向地處理了。僅從藝術手法上看，陸川在此也不顯高明。

　　陸川是個富有才華和個性的導演，但要拍出“大片子”，還要有相匹配的深刻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的支持。

　　作者：越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