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光憶央視直播香港回歸:一定要讓BBC服氣

　　這一次一定要讓BBC服氣

　　人物周刊：您覺得《新聞調查》、《實話實說》這些節目現在發展得怎么樣？

　　楊偉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后，《實話實說》的收視率降低了。這個節目曾經停過一個月，當時外國通訊社發了新聞，說中央領導對《實話實說》有意見。沒那么回事，是節目本身的問題。

　　有一期，崔永元問一個小孩長大以后的志愿是什么，他說上哈佛大學。崔永元就問，北京大學也可以吧？觀眾就來信，說他沒有民族自豪感，北大為什么只是“也可以吧”？連續幾期有類似情況，群眾來信提出意見。

　　我就找編導，說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問題。我說，剛跟你們談過又出事，是不是你們認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決定先不播了，你們先總結，再做兩期新節目看看。他們就做了兩期節目，我說可以恢復，就又播出了。我說，電視影響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個編輯做的，就是找我這臺長啊，你們必須把握好導向。

　　人物周刊：有人說央視的新聞很冰，您有沒有興奮的時候？

　　楊偉光：新聞需要嚴謹，似乎不能說冷，但有些新聞事件讓人興奮。比如電視新聞直播上馬的時候。1996年以前，我們沒有衛星轉播車，我下決心要買。當時全世界有4輛最先進的一體化轉播車，可以拍攝，可以制作，可以上衛星，有發電機發電，等于一個小電視臺。中央臺買了兩臺，200多萬美金一臺，1997年香港回歸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歸直播難度太大了，是全球多點、多層次傳送新聞，比奧運會還復雜得多。香港有個演播室，深圳有信號，北京有信號，世界上幾個有關國家有信號，還有國內8大城市有信號。這些信號傳到北京的總演播室，交叉傳播，連續72小時直播，很多要靠記者發揮。我舉個例子：彭定康從官邸出來后繞官邸轉了3圈，就是不走。我們的記者就說，彭定康轉了3圈，但歷史是不會倒轉的。全世界能做這樣復雜的轉播的也不多。

　　人物周刊：BBC當時也去了。

　　楊偉光：當時和BBC談判，他們要求轉播以他們為主，我們要求以我們為主，最后談成對等。我說這一次一定要讓BBC服氣，要超過它。我們在現場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請香港設計師設計，從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數字設備。20多輛車浩浩蕩蕩從北京出發，運設備到香港，公安部專門開了通行證，各地都要保證車隊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們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別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國的信號都是我們提供，許多國家電視臺的記者都去參觀我們的演播室，真是大長志氣！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人物周刊：成功的關鍵在哪兒？

　　楊偉光：說白了，一個是要有錢，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還靠向國家申請撥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設備，要花8個億人民幣，能給你撥一半就不錯了。主要是中央臺有錢了，1992年以后可以自籌資金了。

　　人物周刊：5月20日，央視新聞中心主辦了一個論壇，說要聯合地方媒體構建全國電視發稿聯盟，遇到突發事件地方臺第一時間供稿。在此基礎上，組建央視全球視頻發稿中心。

　　楊偉光：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設想，但有難度，主要是各地方要配合。比如，地方出了一個大的事件，如果是負面的突發新聞，地方臺給中央臺拍素材，地方上也許有阻力。當然現在總的新聞時效是放開的，就應當在第一時間報道。

　　“楊偉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您說1997年央視有錢了，但以前它也沒缺過錢吧？

　　楊偉光：1991年我當臺長時，央視真的很困難，廣告和其他創收加起來2.7億，主要靠國家撥款。央視1979年開始做廣告，1990年廣告費也才1個億。我當臺長之后，1992年到了5.6億，1993年到了7.6億。

　　人物周刊：怎么掙到錢的？

　　楊偉光：1993年，廣告部主任找我，說如果敢在《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之間播廣告，企業愿意拿大錢。那時觀眾對廣告還挺反感，但錢對央視來說太重要了，我覺得不妨試一試。1994年我們就開始做30秒鐘，一個廣告5秒鐘。為什么只放30秒？因為短，觀眾還沒反應過來已經過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沒有任何人提意見。半年后廣告延長到1分鐘，大家對廣告印象深了，影響也就有了。

　　當時我沒有向領導匯報這件事，不過消息傳到艾知生部長那里去了，而且傳錯了，說要在《新聞聯播》里播廣告。艾部長打電話問我，我說是在《新聞聯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長就沒再問什么。

　　人物周刊：后來大家都搶著做廣告，央視就開始搞招標了。

　　楊偉光：第二年，190多個企業要爭13個廣告標版，怎么辦？我就在廣告部的報告上批了：“看來還是招標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開招標嘛。

　　人物周刊：那段時間，央視的“標王”炒得很厲害，還出了負面新聞，比如秦池酒。

　　楊偉光：剛開始“標王”的效應太好了。孔府宴酒成為第一期“標王”后產值從2億增加到了8億，第二年秦池就來了。招標頭天晚上我請他們吃飯，我旁邊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廠長。秦池的老總來敬酒，他說：明年楊臺長旁邊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結果他用6666萬拿了“標王”，隨后秦池銷量果然很好，產值從兩億漲到了8億多，利潤有3億多。第3年廠里整個班子都來了，一定要再當“標王”，最后標的是3.2億。那一次我不在現場，聽到以后就說，“糟糕，物極必反。”

　　人物周刊：怎么物極必反？

　　楊偉光：中央領導知道后說，一個酒廠做5秒鐘廣告用了3.2億，怎么這么有錢，讓有關部門去查一下，有沒有貸款，有沒有繳稅。

　　結果它沒多少貸款，稅也繳了，但廣告費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純利潤繳稅。調查得出結論：酒的利潤太高，應該先繳稅再做廣告。新聞界又曝光，說秦池自己生產不了那么多酒，從四川買酒勾兌，路上的車輛來往不斷，還專門在高速路上開了個口。其實后來它交了稅再做廣告就很難了，事情做過頭不好。

　　人物周刊：央視的工作人員說，央視是在您手上富起來的。

　　楊偉光：1994年廣告突破10個億，1995年突破20個億，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當時預測說，到世紀末廣告要達到39-45個億。大家覺得不可能。沒想到1996年就到了35個億，1997年45個億，《新聞聯播》前面的1分鐘和《焦點訪談》前面的3分鐘廣告招標是28億。1997年繳稅就是4個億，上交廣電部等各個部門8個億，剩下的自己安排。

　　人物周刊：都用在哪兒了？

　　楊偉光：李鵬同志當時說，“楊偉光，你是大老板了。”我說，“總理啊，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我上交完錢之后，剩下的錢買設備、做節目、買房子、發獎金，就有自主權了。每年做一個計劃，給廣電部打報告，說我們今年要做哪幾件事，部長一批我們就做了。我們那幾年建設和購買了20多萬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的級別和職稱來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來的舊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時買的房子超標，比較大。現在還有職工說他們最大的資產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后就不讓買房子了。

　　人物周刊：央視主持人的薪酬怎么定的？外界有些傳言說，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楊偉光：中央臺主持人的薪酬還是按國家干部的序列來走，但是有補貼。一個是我們給主持人化妝費，一年有多少錢，讓他們用好的化妝品；第二個是服裝費，他們要出鏡，代表國家臺形象。其他的工資、獎金和同級別的干部職工沒有太大差別，并不像外界傳說的那樣。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問題？

　　楊偉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時“走穴”，請個假打個招呼，有時候比較重要的活動是可以的。我們為什么不允許“走穴”？就是因為節目播出時間是固定的，怕影響到節目的正常錄制。都去“走穴”掙錢，保證不了節目怎么行。我還規定主持人不許拍電視劇，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載，肯定會影響節目。你實在想去演，可以離開這個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趙琳走了——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走也挺好。

　　當時很多“名嘴”都沒有編制

　　人物周刊：央視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楊偉光：中央臺這種單位，用人編制是一個大問題。中央臺第一批職工大部分是轉業兵、高中生。1993年開始改革，《東方時空》這樣的節目，他們中的許多人做不了，我們就得招人。沒有編制我們就采取“臺聘”的方式，就用他們創收的錢給他們發工資。像《東方時空》，正式職工只有7個，干活的有100多個，這些人的工資、待遇怎么定？臺里職能部門說把他們的工資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潔工的工資。還有，臺里醫療部門說這批人沒有公費醫療；人事部門說不能評職稱、評先進、提干。我說，這些人是臺里聘用的，我們可以改革、試點。后來決定，把欄目的廣告費給他們用，他們自己掙的錢，可以先用上嘛。實行了這個制度之后，全國各地的人才都匯集到中央臺，收入不低于臺里的老職工。

　　人物周刊：用“臺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楊偉光：比如白巖松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水均益原來是新華社的，都是“臺聘”來的。水均益成名以后，新華社有的同志就說，水均益原來在我們這里算什么啊，怎么一下成名了呢？因為新華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難冒出來。敬一丹、肖曉琳、朱軍、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這樣進來的。有不少人還直接找到我，推門進來就要求到中央臺工作。

　　人物周刊：您辦公室的門這么好推啊？

　　楊偉光：(笑)當然先要進得了這個樓，才能推得到我辦公室的門。

　　比如敬一丹原來是黑龍江電臺播音員，到北京讀研究生，在《新聞聯播》實習。我審片子時她就認識我了。實習結束，她突然跑到我的辦公室，說我實習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這里？我看她形象不錯，業務也好，就留下了。

　　還有原來長沙市電視臺的肖曉琳。她到中國社科院讀研究生，在《聯播》實習時就很愛提建議，老給我寫建議信。《新聞聯播》的編輯還批評她，說別老給臺長添麻煩。她也是臨走來找我，想留下來，我就讓她留下來了。她還嫌不夠，又給我介紹了一個，就是后來國際頻道《中國新聞》的當家播音員徐俐。

　　那時候我們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給你提供一個平臺，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離開。

　　人物周刊：崔永元在央視是個另類的主持人，看上去有點“不正經”，當初是怎么選中他的？

　　楊偉光：崔永元原來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但是我在電臺時并不認識他。當年選拔這一批新主持的時候，真的是沙里淘金，不知道過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來。來了以后，我都只是在熒屏上看見他們，他們很少來找我；經常找我的人，沒有本事，我也不會重用。我聽說小崔后來得了憂郁癥，實際上是因為他經常想問題。大家看到他在現場很幽默，那是因為他平時總在思考、積累這些東西。如果他不那么敬業，不愛思考，他的工作崗位很好啊，就悠閑地做嘛，也不至于得憂郁癥。

　　人物周刊：當時選小崔做主持人，臺里有沒有不同意見？

　　楊偉光：直接說反對的聲音倒沒有聽到。但當時我提出播音員、主持人要做觀眾的朋友，不要居高臨下，包括《新聞聯播》播音員也不能用“我們拭目以待”這種威脅式語句的時候，還是遇到一些反對的聲音。選主持人不是選美，要看他們的知識、氣質、道德修養。我這些觀點其實領導同志也是贊成的。

　　人物周刊：白巖松一直都說他很感激您。

　　楊偉光：據說白巖松原來在《中國廣播報》的時候吊兒郎當的，但到我們這里來以后非常敬業。這個反差有意思，從我來說，就是要為這些有才華的人搭建一個能夠讓他們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人物周刊：朱軍曾透露他已經是司局級干部了。央視主持人的行政級別怎么定，什么樣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級？

　　楊偉光：這是體制問題。在我任臺長的時候，播音員、主持人是評職稱，沒有行政級別，可以評相當于副教授級別的播音員、教授級別的播音員，播音指導是最高的了。級別問題，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時候，才要求正高職稱按正處級分房子，副高職稱按副處級分房子，其他時候不涉及行政級別問題。

　　人物周刊：最近輿論很關注央視主持人當官，張政、王志都到地方去從政了。

　　楊偉光：他們只是臨時下去鍛煉。我覺得挺好，主持人應當去接觸一下基層群眾，對他們今后的工作很有好處。即使他們以后不做主持人，真去從政了，又有什么不好？但我一直覺得，臺里培養一個優秀主持人要比培養一個干部難得多。當時有人提出要讓敬一丹做一個部門的主任，我不同意，我說培養優秀主持人多難呀，她的地位比部門主任要高呀，大家都認識她，一做了官可能大家反而不認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