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抄襲”現象背后的反思——抄襲，到底傷害了誰？

　　有人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來形容近年來文壇不斷涌現的“抄襲”事件；在百度輸入“文壇抄襲”，立即會跳出“近年中國文壇抄襲記事”的網頁；從被法院判決為抄襲的郭敬明，到因抄襲被新疆作協開除的作家遙遠……抄襲，似乎已成為言說近年文壇現象時無法繞開的話題。

　　“上世紀80年代，也曾有作家抄襲事件發生，可一旦被發現，抄襲者自己就感到羞愧難當。可現在呢，真的很奇怪。”《西湖》雜志副主編吳玄談到目前文壇的抄襲現象時，如此感嘆。

　　抄襲者反而成為最后勝利者

　　吳玄所說的“奇怪”，一是指抄襲“好像成了普遍現象”；二是指有些抄襲者被發現后非但不以為恥，“甚至變成了商業炒作的手段”。

　　“文壇抄襲風氣比較嚴重，不僅創作者抄襲，而且搞批評、從事學術研究的抄襲都很普遍，媒體上披露得比較少。事實上私下私了的，通過朋友做工作或者其它不為人所知的方式解決掉的，有很多。”評論家李建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

　　在幾天的調查采訪中，記者以“你覺得文壇抄襲情況是否嚴重”問過近十位文學界人士，幾乎所有的回答都為“嚴重”，其中有五六位的作品都被不同程度地“抄襲”過，盡管被抄襲的有的只是幾段文字，但“這幾段文字是我文章中最核心的部分”。

　　“我只是借鑒和引用”，網絡作家安意如在被質疑“抄襲”時所作的“解釋”，在當下頗具代表性。她有“剽竊”之嫌的作品《人生若只如初見》、《思無邪》等，在網友一邊列出長長的抄襲細目的同時，仍名列“暢銷書”之列。還有郭敬明，他的《夢里花落知多少》在被法院判決為抄襲后，賠款但拒不道歉，他之后的一切發展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響。

　　有業內人士表示，這樣的例子其實在文壇不勝枚舉，抄襲者反而成為了最后的勝利者，他們的所作所為也為后來者提供一個“捷徑”。顯然，“他們”不單指諸如郭敬明、安意如這樣的“媒體紅人”，也包括那些沒被曝光的憑借“抄襲”而得利的作家、評論家、學者。

　　“為什么現在抄襲事件層出不窮，抄襲者前赴后繼？在我看來，抄襲者獲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無數倍；沒被曝光的抄襲事件是已發現抄襲事件的無數倍。這兩個‘無數倍’足以導致不少人前赴后繼。這些人有一種‘犯罪安全感’，不覺得抄襲是一件多么嚴重的事情。”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中心學者王曉漁說。

　　與人為善還是一追到底？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被曝光的抄襲者都有“前科”。以因抄襲而被開除新疆作協的作家遙遠為例，在被公布的“遙遠抄襲作品一覽表”中，竟多達10篇小說作品。事發后，有人反省說，如果在他第一次抄襲時就給予嚴懲，也不會導致今天的惡果。

　　“抄襲的情況一出，很多人會因為不想傷害別人而不了了之。我覺得抄襲一旦出現后，就要追究責任，不能抱著與人為善、息事寧人的態度來解決，這是一種消極的解決方式。”評論家李建軍認為，縱容“抄襲”這種不負責任的寫作，導致的后果非常嚴重。“因為不論創作、批評還是學術研究，都是一種艱苦的勞動，需要認真、切實的努力，才會有一點點的發現，有一點點的創新性成果。我們容忍抄襲，或者抱著‘與人為善’態度，就會使我們寫作的環境、批評的風氣惡化，真正認真創作、研究的作家和批評家的勞動成果得不到保護，那么，善于剽竊他人勞動成果的人就會大行其道。這樣下去，后果會非常嚴重。”

　　“剛開始犯錯誤的時候，給必要的懲罰，就會警示他以后不再犯。如果不加強監督意識和懲處力度，就會形成惡性循環。”這種“與人為善”的態度，更多出現在對年輕“抄襲”者的揭發和懲處上。采訪中，記者發現，對于那些在寫作上嶄露頭角、有一定寫作潛力的年輕作家，抄襲被發現后，很多人出于“善意”給被抄襲者“做工作”，希望能“通過其它方式”而非揭發、曝光的方式進行處理。

　　“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上，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我們要培養這樣的意識，不能以任何理由將別人的勞動成果竊為己有，更不能心存僥幸，自欺欺人。已經有成績的作家，更要愛惜自己的羽毛，不能有恃無恐地抄襲。”李建軍表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與今后繼續從事寫作事業并不沖突，以日本作家山崎豐子為例，他說，她抄襲過別人的作品，在日本也追究得很厲害，她的創作一度停了下來，后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她又繼續開始寫作。

　　李建軍強調說，大家應該認識到，抄襲是對創作者的不尊重，是對他人利益的侵犯、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占有，從本質上說是偷竊和掠奪，性質非常嚴重。對這一現象必須保持警惕。“一旦出現，就要一追到底。”

　　“抄襲”現象是社會問題

　　毫無疑問，在抄襲者與被抄襲者之間，應該承擔責任的是抄襲者，正是他們的抄襲行為，使被抄襲者在權益受到侵犯的同時，在精神、情感上也受到很大的傷害。但抄襲情況屢禁不止本身所暴露出的問題并非如此簡單。

　　記者發現，當作家、評論家、學者在談論抄襲時，大多已沒有新奇之感，更多表現出習以為常的態度。對于旁觀者來說，“抄襲”并未與自身有直接關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于被抄襲者來講，很多“不了了之”一是在于人情，二是徒有一腔憤怒而無實際維權行動。

　　在以往的采訪經歷中，記者多次遇到這樣的情況，被抄襲者大多表明“絕不原諒”的態度，但當被問起是否采取法律手段維權時，又普遍表示“不予追究”。文字作品抄襲的隱蔽性使得責任的追究變得非常困難，或許是這些被抄襲者心中的顧慮。

　　上海新文匯律師事務所富敏榮律師告訴記者，與照抄照搬相比，文字作品中改頭換面的抄襲，在法律認定上要復雜很多，盡管目前尚未無規定抄襲或剽竊的具體認定標準，但針對具體的案例，法院會采取諸如社會學、統計學的方式進行科學認定。

　　“我們更要注意的是，抄襲傷害的是我們共同的事業，傷害了我們寫作或者批評應該遵循的倫理。”在李建軍看來，抄襲成為普遍現象“人人有責”:文化領域的抄襲，精神產品的掠奪，必然造成對作家情感的傷害和對文化規范的破壞，對文化生態環境的破壞，對任何人來講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有學者同時表示，文壇“抄襲”現象絕不能孤立來看。“‘抄襲’涉及社會各個領域，是全社會信用體系被破壞的一個征候。”王曉漁這樣說。在青年作家李浩看來，文壇上的抄襲事件固然是個人事件，卻絕對是社會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強調懲罰，也要強調懲罰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我也覺得我們應當從根源上去想如何解決。”

　　王曉漁也說:“單靠媒體或者個人的聲音，很難徹底解決，這些都是在有限空間里所做的一種努力，并不可能對這一現象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必須集中全社會的力量，從最關鍵處入手。”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從我做起，嚴以律己，并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卻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做到的。

　　本報記者陳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