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清華簡：對《〈保訓〉“十疑”》一文的幾點釋疑

　　一段時間以來,光明日報《國學》版連續發表清華簡《保訓》的解讀文章,引起了學界廣泛的討論。特別是,姜廣輝先生《〈保訓〉“十疑”》一文對《保訓》篇的釋讀和內容所發出的十點疑問,引人深思,頗有啟發意義。我們也注意到,在目前《保訓》篇研究中,學者多關注其與《尚書》的關系。而《逸周書》中收錄的《文儆》、《文傳》諸篇與《保訓》篇體裁內容近似,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有鑒于此,本文擬通過論述《保訓》與《逸周書》的關系,對《保訓》篇研究中涉及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同時,也對姜廣輝先生《〈保訓〉“十疑”》一文的若干疑問提出幾點不同看法,并就正于同道。

　　一　關于《逸周書》

　　《逸周書》先秦舊稱《周書》,東漢許慎始稱今名。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周書》七十一篇”,言“周史記”,列于《尚書》諸家之后。顏師古注引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也。”史學價值不可低估。目前學術界也已經證明,《逸周書》中保存著多篇西周文獻及大量春秋戰國時期根據西周史料寫定的作品。上面提到的《文儆》、《文傳》,就是《逸周書》中比較重要的篇章。因其較少有人關注,這里簡單介紹一下。《文儆》、《文傳》依次為《逸周書》七十一篇的第二十四、二十五篇,記載了文王臨終訓誡太子發的言辭。關于這兩篇作品的成文年代,黃懷信先生《〈逸周書〉源流考辨》根據文中涉及的史實,判定為春秋中期后。劉起釪先生認為二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其文字寫定可能在春秋時(見《尚書學史》,中華書局1989年,第96頁)。按,《墨子·七患》及《潛夫論·實邊》對《文傳》等篇多有稱引。所以,《文儆》、《文傳》至少寫定于戰國時期。

　　二　關于《保訓》的篇名

　　姜先生“十疑”一文,認為《保訓》篇應題為“寶訓”。為學者所熟知,在金文及《尚書》等傳世文獻中,“保”讀為“寶”的現象常見,所以,《說文·人部》王筠句讀云:“古文、鐘鼎文‘寶’字亦作‘保’。”就《保訓》篇而言,其屬于“書”類體裁。“書”類文獻的命名主要是屬意于篇章主旨。通常在具體形式上,這類篇名的后一部分代表篇章體裁,前一部分則表示這類體裁的發出者、地點及主旨。而《保訓》篇主要講文王訓誡太子發遵行“中”道,以保周祀。所以,李學勤先生試題為《保訓》。另外,“保”字用于篇章命名并不是沒有先例,《逸周書》就有《保開》篇及《酆保》篇。而且,在《文儆》、《文傳》所載文王遺訓中,就明確提出“懼后祀之無保”及“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顯然,就這個角度來看,《保訓》篇命名并無不適之處。

　　三　關于《保訓》的體裁

　　姜廣輝先生認為周文王遺言史無明文。事實上,我們瀏覽一下《文儆》、《文傳》全文,就不難看出,《保訓》與二者在體裁上若符契合。其一,就主題而言,三者皆為文王臨終的訓誡太子發之辭。其二,在篇章結構上,三者均為時間、緣由及訓教內容的情節安排。另外,《逸周書》末有《序》一篇,概述諸篇寫作緣由。《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從二篇所記文王臨終訓誡太子發的內容來看,《序》文概括與正文所載內容相一致。也就是說,在先秦文獻中存在著與《保訓》篇體裁內容近似的作品,其事或流傳有緒,不宜輕易致疑。

　　四　關于《保訓》篇的性質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認為《保訓》篇必不是當時史官所記的實錄,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這涉及到簡牘制度問題。對此,王國維、勞榦、陳夢家、馬先醒、胡平生等前輩學者多有研究,但目前看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一致的結論。就《保訓》竹簡而言,其與同出竹簡體裁相同而形制不同的情形(書法也可能存在這種狀況,待見竹簡圖版),可以初步斷定這是一種傳世的抄本。同時,這也使我們不由地想到近些年出土的其他楚簡。比如1987年出土于湖南慈利縣石板村的慈利竹簡。這批竹簡長度差異也很大,內容涉及《逸周書》部分篇章以及《國語》、《管子》等。特別是《逸周書》的《大武》篇有兩種寫本,書法風格有異,明顯為兩種抄本(見張春龍《慈利楚簡概述》)。這些不同抄本的出現,固然基于墓主的個人喜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這些文獻廣泛流傳的歷史真實。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保訓》篇既然為傳世抄本,即不能排除有異文訛誤、甚至潤色改寫的情況存在。這一點,在我們討論《保訓》篇的文辭時代性及詞語省略問題時,必須給予考慮。

　　五　關于“惟王五十年”

　　關于《保訓》篇的紀年方式,李學勤先生指出這屬于《尚書》類體裁文獻的開篇。這是非常正確的。同樣,《逸周書》中以這樣的紀年方式開篇的作品也很多,其中不乏《世俘》、《皇門》、《嘗麥》等已被證明為西周作品的篇章。關于文王受命之年,史有所載。劉恕《資治通鑒外紀》卷二《夏商紀》概括其事為“孔安國治古學,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皆同歆說”。并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為證。如果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為受命元年,則《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實際上也就是文王五十年。《文儆》篇雖然沒有紀年,但開篇云“庚辰”,劉師培《周書補正》根據周歷推為文王受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說,《保訓》篇與《文儆》、《文傳》二篇紀年一致,同為文王五十年。如此,這又涉及到文王在位年數問題。為大家所熟知,傳世文獻關于文王在位年數有五十年及五十一年兩種說法。表面看來,《保訓》“惟王五十年”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太多的幫助。但需要指出的是,與《保訓》篇紀年相同的《文傳》篇的下一篇《柔武》,其開篇云:“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這有兩點給我們以啟示:其一,“元祀”說明武王即位已改元;其二,“文考”說明文王已卒。這種文王事跡至《柔武》篇截然而止的情形,加之,考慮到文王五十年發表遺訓的因素,似乎都在證明《保訓》“惟王五十年”與文王在位五十年的說法存在暗合。

　　六　關于“中”

　　關于《保訓》篇的“中”,學者已經多有討論。雖然,舜、微時期的“中”還有深入探討的必要。但有一點必須承認的是,在《保訓》篇中,文王通過上古的史事傳說,教導太子發遵行“中”道。這里,我們可以參看一下《逸周書》有關“中”的論述,這對于進一步了解《保訓》篇的“中”應當有所幫助。《文儆》及《文傳》篇雖然沒有出現“中”字,但其所載文王告誡太子發遵守不失“時宜”和“土宜”的“和”德,卻與“中”有密切關系。《禮記·中庸》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熹注引程頤語云:“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故“中”與“和”實為體與用的關系。再擴及《逸周書》的其他篇章,“中”的思想也多見。僅就以與文王有關的《度訓》、《命訓》及《常訓》等三《訓》為例,具有哲理意義的“中”字凡八見。這還不包括與“中”思想有密切關系的“度”、“極”、“權”等。在具體行文中,三《訓》明確提出“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以法從中則賞”、“民若生于中,夫習之為常”等主張。通觀全篇,“中”既是文章的結構線索,也是理論核心所在。

　　七　關于《保訓》的書寫筆法

　　姜廣輝先生《〈保訓〉“十疑”》一文還提到《保訓》的書寫筆法問題,這很重要,也很有意義。姜先生指出《逸周書·小開解》關于文王在世的紀年書寫形式沒有“惟王……”字樣,這是對的。但我們也要看到,《逸周書》關于文王在世的其他篇章中是存在“惟王……”字樣的。如《大匡》(十一)開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及《大開》篇首云:“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這在上文已經有所提及,此不贅。另外,姜先生還提到“親耕”問題,認為此時舜不過是一介普通農夫,耕田種地是本分事,“親”在這里是贅語。還認為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禮才強調“親耕”。我們認為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其一,舜并非為以往學者所認為的庶人。關于舜的身份,金景芳先生早有明證(見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頁)。其二,“親耕”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藉田”。從《保訓》篇的上下文來看,舜確實曾在歷丘進行過勞作。這不僅與《管子》、《墨子》、《孟子》等傳世文獻的記載相印證,也可以得到郭店簡《窮達以時》篇、上博簡《容成氏》篇等出土文獻的證明。即是說,“親耕”與西周及春秋時期的“藉田”之禮不是同一個事情。但不可否認,二者之間也存在一定的關聯,那就是舜的身份。舜作為原始公社時期氏族部落首長,如何參與耕種等勞作活動已不可詳考。但我們注意到,楊寬先生在探討“藉”禮起源時,曾對海南島黎族在1950年前部分地區保存的“合畝”制進行過研究(見楊寬《“藉”禮新探》,《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頁)。在“合畝”制中,每個“合畝”都有“畝頭”,黎語稱“俄布籠”,是“家族長”的意思。這些“畝頭”由掌握豐富生產經驗、傳統知識及熟悉各種生產相關宗教儀式的長輩擔任。“畝頭”并沒有脫離勞動,而是和畝眾一樣參加社會生產,在耕田儀式上還要帶頭做出象征性的挖土動作。所以,“畝頭”還有“頭耕”之稱。從這個意義上說,舜的“親耕”與后世的“藉田”應該存在著淵源上的關系。《保訓》篇既為傳世抄本,在記錄舜勞作事時,以后禮按之先事,遂用“親”字,而非為贅語。

　　八　關于周文王臨終場景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對周文王臨終的場景也表示了懷疑。總結起來,姜先生的疑問大致有三:一、《保訓》為何只提姬發;二、文王為何至臨終作訓;三、后人何以知道“寶訓”內容。首先,就第一個疑問而言。姬發作為未來周國君的繼承者,接受其父文王的遺訓,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就《保訓》篇的訓誡內容來看,它只是針對嗣君而發。這一點除了體現在君王治國遵行“中”道外,文王所例舉的舜、微都是以帝位繼承者的身份出現的,這與姬發嗣君身份是相一致的。第二點,文王為何臨終作訓。臨終作訓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們把目光局限于出土的《保訓》篇上,而認為它難以承載遺訓這樣的重要歷史事件。事實上,在《逸周書》中文王謀啟后嗣的遺訓很多。三《訓》姑且不說,《大開》、《小開》、《文儆》及《文傳》均記載了文王在不同時間訓誡太子發的言辭,而且內容各有側重。至于后人何以知道“寶訓”內容,這應與先秦時期的史官文化有關。時賢于此多有研究,不贅。

　　九　關于《保訓》文句

　　姜先生文章提到《保訓》篇的文句與現存古代文獻有許多雷同之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事實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我們關于《保訓》篇戰國抄本的認定。進一步說,在姜先生列舉出的雷同文句出處之外,我們也發現《保訓》與《逸周書》存在著密切關系。比如《保訓》篇中的“訓”、“受之”、“小人”、“不違”、“上下”、“遠邇”、“大命”、“子孫”等詞匯,既見于《尚書》又見于《逸周書》。這顯然可以證明《保訓》篇是屬于“書”類體裁的作品。那么與《尚書》相比,《保訓》篇中一些獨見于《逸周書》的詞匯,更是預示著《保訓》篇與《逸周書》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如《保訓》篇中“不瘳”僅見《逸周書》的《祭公》篇,“咸順”僅見《逸周書》的《大匡》(三十八)篇,“用受”僅見《逸周書》的《嘗麥》篇,“無害”僅兩見《逸周書》中《小開》篇以及《周祝》篇。特別是,時代性較強“測陰陽”更是不見于《尚書》。其中,“測”于《逸周書》兩見,“陰陽”在《逸周書》則反復四見。在詞匯之外,《保訓》篇一些文句的使用也引起我們的注意。如趙平安先生介紹《保訓》篇“末了告誡說:‘不足,惟宿不羕。’”據趙先生所言,“不足”前還應該有一個“曰”字。在同為文王訓誡后嗣體裁的《大開》及《小開》篇中,也出現“維宿不悉日不足”句。“羕”通“祥”,已為趙平安先生所證。又《說文·采部》云:“悉,詳盡也。”是“悉”與“詳”義同。按,《詩經》、《淮南子》等文獻中“日不足”習見(“日不足”蒙復旦大學子居先生相告)。可推知,《保訓》“不足”前應是個“日”字。是此句不僅與《保訓》“不足,惟宿不羕”文辭、意義相同,在文中的位置、功用也相一致。在同樣主題、同樣人物的對話中,出現同樣的語句,這顯然不是巧合。

　　十　關于《保訓》與《逸周書》

　　通過上面論述,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出《保訓》與《逸周書》的密切關系。那么《保訓》是否為《逸周書》的篇章呢?目前看,是不能排除這種可能的。筆者曾綜合考察春秋戰國時期的《逸周書》后,發現《逸周書》在春秋時期以“志”、“書”的初始形態存在,與《尚書》沒有區別。從時間和性質上講,《逸周書》與《尚書》同屬于上古“書”的范疇。進入戰國時期,“《周書》”之名逐漸專屬于《逸周書》。而且,伴隨著具體篇名的出現,說明這一時期的《逸周書》已獨立結集,并與《尚書》別異。關于《逸周書》的編撰年限,大體可確定于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99年之間。李先生文章曾指出,包括《保訓》篇在內的清華簡碳14測定年代為公元前305±30年。這個時間,正處于《逸周書》編撰成書的時間段內。但限于《逸周書》亡佚篇章較多,后世傳抄又多訛誤和刪減,這種可能性目前還無法證實。

　　王連龍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