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系念的關中三人

　　5月24日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逝世7周年忌日。習仲勛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就在陜西省旬邑一帶活動，抗日戰爭時期，他先后擔任關中特委和關中分區書記，在旬邑戰斗和生活了6年(1936年至1942年)，在當地結交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值此習仲勛逝世7周年之際，謹以此文懷念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1988年7月19日晚，西班牙著名歌唱家多明戈和薩蘇埃拉藝術團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場演出，我當時是該團訪華演出的聯絡人兼翻譯。演出休息期間，在貴賓室里，我有幸見到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勛。從小時候起，我就常聽家鄉的親戚、鄰居們談論習仲勛當年在我們當地開展革命工作的故事，今天親眼見到這位仰慕已久的老一輩革命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遂向習老自我介紹道：“我是陜西旬邑縣人，我叫……”習老大概沒有想到在這樣一個場合能碰到一個來自他所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一時頗感意外，但很快就熱情地招呼我坐下，開始和我聊了起來。當我說到我的老家是青村時，習老說：“我知道你們那個村子，你們村子的姚春桂、穆振江、王常泰和我很熟。”幕間休息只有20分鐘，下半場開演的鈴聲響了，習老似乎還有很多話要說，遂把我介紹給他的秘書曹志斌，并邀請我：“有時間到家里坐坐。”

　　習老為什么會知道我們那個小村子呢？為什么和姚春桂、穆振江、王常泰很熟呢？事情還得從70多年前說起。

　　1936年9月間，習仲勛被黨中央任命為關中特委書記，我的家鄉當時屬于關中特區的一部分。這是習仲勛第二次來到關中開展工作，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根據抗日戰爭的新形勢擴大統一戰線。行前，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找他談話，特意囑咐道：對民團、保甲，都可以搞統一戰線。民團是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勢力，土地革命時期和共產黨打了多年的仗，結怨很深。現在要和他們搞統戰、交朋友，黨內有的人一時很難接受，轉不過這個彎子。其實，習仲勛在和劉志丹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初期，就意識到統戰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33年擔任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南梁蘇區實行的十大政策中第四條就是專門講對民團的政策，其中寫道：“對同情靠近我們的民團則與之建立互助關系或互不侵犯關系；對極端反動的民團則堅決消滅；對保持中立的民團教育爭取，使他們向我們靠攏。”(見《習仲勛傳》上卷186頁)。現在，黨中央提出擴大統一戰線的政策，習仲勛心領神會，他一到任，便把統戰工作列在了首位，我們村姚春桂、穆振江就是他當時開展統戰工作的對象，其中姚春桂是國民黨民團團長。

　　當時關中特委所在地在馬家堡，離我的老家青村只有二三里地。習仲勛在馬家堡的辦公地在一戶臨近溝畔的住家里，站在溝畔瞭望，對面就是青村，不僅房屋、窯洞盡收眼底，連人影也清晰可見。很快，習仲勛把青村納入了他的工作視線。王常泰是青村最早的共產黨員，又是村黨支部書記，習仲勛首先通過他來了解村情，并要他介紹一些統戰對象。王常泰首先介紹了穆振江。穆振江是青村首富，卻善待鄉鄰。習仲勛很快和穆振江見了面，向他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講共產黨的政策。穆振江聽得津津有味，不時地點頭，當即表示：愿意為共產黨辦事。當他獲知特委機關急需辦公用的復寫紙而因國民黨封鎖難以買到時，穆振江冒著風險到國民黨統治區彬縣托他的朋友想法購買，然后將復寫紙縫在棉襖里，躲過國民黨的哨卡，安全送到馬家堡。經過考驗，穆振江被習仲勛秘密發展為共產黨員。為了進一步擴大共產黨的影響，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紹給了習仲勛。

　　姚春桂當時是國民黨把持的職田鎮民團團長。職田鎮長期以來是國民黨的反共堡壘，鎮內不僅駐有民團，還有國民黨正規軍、特務。關中特委所在地馬家堡離職田鎮不到一里地。經過習仲勛細致的工作，姚春桂終于被爭取過來。白天，他以民團團長的身份在職田鎮履行公務，晚上，讓親信把他從城墻上吊下來，悄悄地到馬家堡找習仲勛、張仲良、張鳳岐等特委負責人“打麻將”，借機向共產黨傳送情報。因為有姚春桂這樣一個內線，關中特委對職田鎮城內國民黨人員動態、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姚春桂還通過穆振江向習仲勛輸送子彈等軍事物資。關中分區(1937年夏季關中特區改為關中分區)1939年撤離馬家堡以后，姚春桂和習仲勛依然保持聯系，習仲勛曾委托姚春桂將我黨一名重要干部從旬邑縣土橋鎮護送到照金。

　　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尤其是在“紅”“白”交界地區，有些擔任特殊使命的統戰對象是不能公開身份的，他們所從事的秘密工作往往是單線聯系。姚春桂秘密為共產黨做事的事情，只有極少數人知道，而他公開的身份一直是為共產黨和老百姓所痛恨的國民黨的民團團長。正因為這樣，他險些兩次被我們的人錯殺，而這兩次都是因為習仲勛過問而脫險。第一次發生在習仲勛擔任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書記兼專員時期，那時分區駐地在職田鎮以北20多里地的陽坡頭。一天夜里，姚春桂被我們的民兵抓獲，被押解到陽坡頭，當民兵們正等著立功受獎的時候，不料，習仲勛下令：“把人給我放了。”第二次是1951年，全國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姚春桂又一次被逮捕并差點被槍決，連公審的布告都已經寫好。他的夫人張鳳英趕忙跑到西安找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習仲勛親自過問，姚春桂又一次被釋放。因為兩次保護了姚春桂，這成為習仲勛后來挨整時的一條罪狀。

　　從此，姚春桂的人生命運和習仲勛的政治生涯不可分割地連在了一起。1962年，習仲勛因為小說《劉志丹》問題被康生一伙誣為“反黨分子”而受審查。1964年，當時西北局主要負責人在陜西開始大整在歷史上和習仲勛有過這樣那樣關系的人。那一年，陜西省一個科級干部來到青村穆振江家里，住了整整一個星期，調查他和習仲勛的關系。穆振江是個老實人，他實事求是地講了他和習仲勛的關系。來人還算客氣，沒有搞逼供信，穆振江口述，由他的兒子穆相民筆錄，科長帶著由穆振江按了手印的材料交差了。姚春桂就沒有那么幸運。這一年的農歷四月初六，中午，一輛少見的吉普車神秘地向青村方向開來，車子沒有進村，而是悄悄地停在了村口。一位省里來的干部下了車直奔大隊部，找村支書姚占魁，姚書記趕忙派人把正在地里干活的姚春桂找回來。姚春桂就這樣被秘密逮捕了。姚春桂這一去，杳無音信。1974年，他的兒子突然收到一封來自“西安磚廠”的信，這是坐落在西安市郊區的一個勞改工廠，姚春桂被關押在這里整整10年。在他被宣布釋放時，陜西省勞改局給他做了這樣一個結論：“因受習仲勛問題牽連，姚春桂接受審查，審查期間未發現問題，現予以釋放。”

　　姚春桂又回到了老家青村，不過，頭上還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姚春桂識字、喜歡看報，經常溜達到大隊部翻看舊報紙。1978年的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習仲勛到廣東任職的消息，于是把大隊部的兩個年輕人叫到家里，對他們說：“年輕娃娃，你們有文化，幫我寫一封信，我手顫得寫不了。”“給誰寫？”那兩個年輕人問。“我來說，你們寫。”那兩個年輕人中的一個展開紙，拿起了筆，姚春桂開始口述起來：“仲勛：你好！我現在家里，身體還算好。你身體怎么樣？家里好嗎？……”這是一封極為平常的問候信。信寫完以后，姚春桂用他那顫抖的手在末尾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習仲勛的署名文章《紅日照亮了陜甘高原》，姚春桂看到了這篇文章。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這次會議以后，我被調到關中地區擔任黨的特委書記。……根據中央九月會議的精神，對于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支武裝隊伍，都根據他們不同的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在四個縣的保安團中，除了一股頑固的地主武裝反對我們以外，其余的都和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他們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情報和槍支彈藥。……”姚春桂讀著、讀著，眼眶有點兒濕潤了，他回想起40多年前和習仲勛的交往，覺得這篇文章好像就是寫給他的回信一樣。

　　不久，青村大隊給姚春桂平反，摘掉了戴在他頭上30年的“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又過了些時候，習仲勛通過他的弟弟、時任陜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的習仲愷給姚春桂寄去200元錢、一件大衣、一封信。然而，姚春桂沒有看到這些東西，他于1980年逝世，享年70歲。

　　去年，我拜訪了原旬邑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離休老干部姚俊民。說起姚春桂的事，我問他：“這姚春桂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反問我：“他給習仲勛干事，給共產黨送情報和槍支彈藥，你說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我一時語塞。

　　正在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潛伏》使我再次想起姚春桂。劇中的國民黨軍統天津站副站長余則成實際上是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但他最初并不是共產黨員，而黨組織安排在他身邊的助手翠平不僅是共產黨員，而且是一位勇敢的游擊隊隊長。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中，翠平這位標準的共產黨員還要接受非黨員余則成的領導。國民黨民團團長姚春桂身邊也有類似翠平這么一個女人，這就是他的妻子張鳳英。張鳳英的娘家就是當年關中特區所在地馬家堡，她受共產黨的影響，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當迎娶的花轎抬到她家門口時，她竟敢躲藏起來，拒不出嫁，成為當時的一大新聞。后來她進入共產黨開辦、李維漢任校長的陜北公學(在旬邑縣看花宮村)學習。這樣一個受過共產黨教育的進步女青年嫁給了國民黨民團團長姚春桂，這中間是否也有“組織上安排”的因素？可惜張鳳英于1954年因病逝世，我們無從知道。而張鳳英能為救姚春桂直接到西安去找習仲勛、習仲勛不僅接見而且發話放人，說明她絕非普通農村婦女。

　　在特殊的年代，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總是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作用，為革命事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對這樣一些人，很難找出一個政治標簽給他們貼上。也許人的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作者：田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