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名字已經成為20世紀中野蠻、殘酷和種族仇恨的代名詞，因而他生前屢遭刺殺，僅被德國史學家確認的刺殺事件就有42起。在行刺希特勒的人中，既有普通工匠也有高級軍官，既有敵方特工也有他最親密的伙伴。本書講述的是這些行刺者們的行刺計劃、行動，以及他們的失敗，還有暴君希特勒屢遭刺殺卻又總是奇跡般逃脫的經歷。

　　上帝派來的刺客

　　刺殺希特勒，機會還是很多的。出席各種公開場合的活動是這一刺殺對象的例行公事，而在這些場合有大量的群眾足以制造混亂局面，他可以乘機逃走。

　　刺客之一，莫里斯·巴瓦德，1916年出生于瑞士。他的家庭是虔誠的中產階級天主教徒家庭，他是家里7個孩子中的長子，接受的是正統學校教育。1935年春天，他在圣伊蘭法國神學院進行了為期4年的學習。據當時的同學回憶，巴瓦德冷靜、敏感、智力平平、傾向于神秘主義，有一個人對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那就是馬塞爾·格博海。格博海是個智力超群、極具性格魅力的人，同時是個幻想家。他們曾組建過一個名為“求知會”的學生組織，并在組織中激烈地討論世界大事，包括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問題。討論的結果是阿道夫·希特勒是危害人類的最大禍害。兩人在一個問題上意見是統一，那就是除掉希特勒。

　　1938年夏天，巴瓦德閱讀了希特勒的《我的奮斗》，開始學習德語。他的計劃是通過偽裝成一個充滿激情的納粹黨員來接近希特勒。就在那年下半年，他把這一計劃變成了現實。

　　他先搭火車去了瑞士的巴塞爾，在那里買了一把6.35毫米口徑的手槍和一些子彈，然后到達柏林，勘查政府所在區域，并在樹叢中練習槍法。偶然間，他遇見一位老警察，得到這樣的提醒(完全是無意的)：雖然根本不可能和希特勒面對面接觸，但能靠近希特勒的最好機會是11月8日和9日在慕尼黑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啤酒館政變紀念活動。

　　巴瓦德的計劃正在一步步進行著。lO月30日，他來到了慕尼黑，到能俯看隊伍行進的一個臨時看臺上找了個合適的座位。幾經周折，假裝成一名瑞士記者最終獲得了一張免費入場券。慶典開始前最后幾天，他按照隊伍行進的路線往復來回，反復思量每一步計劃。他準備選擇一個有利位置，可以直接沖上街去近距離擊斃希特勒，然后乘亂回到看臺。

　　11月9日上午，他早早來到看臺，在前排找了一個座位。即便他穿著外套，他還是感受到那裝滿子彈的手槍傳遞過來的陣陣寒意。幾個小時后，游行就要開始了。

　　游行是為了紀念1923年的啤酒館政變。希特勒前一晚在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對老兵的演講正式拉開了慶祝活動的序幕。啤酒館政變正是發生在此地。第二天中午剛過，隊伍就沿著原來的行進路線開始游行。沾著1923年政變中犧牲者鮮血、象征“血的代價”的納粹卐字旗后緊跟著兩排納粹黨元老級領袖，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他們10個人一排，并肩行走。他們后面是不計其數穿著制服的游行者沿著預定路線緩慢前行，從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一直到陸軍元帥府，當年啤酒館政變被血腥鎮壓的地方。

　　基于以前的經驗，聚集在這兒看熱鬧的人們十分清楚隊伍行進的路線和祭拜過程。所以沿線幾個重要位置上聚集的人特別多。巴瓦德選擇的位置相當好。他站在圣靈教堂不遠處，這是行進路線的一個關鍵位置。他看到前排隊伍正慢慢靠近，看到了希特勒，開始從口袋里掏出武器，準備開槍。但是周圍的群眾越來越興奮，他們都舉起了右臂，一時間擋住了目標。他試著尋找時機，但保鏢緊緊圍在希特勒的兩邊，因此巴瓦德不能近距離開槍。四周的人群，納粹沖鋒隊護衛，還有不斷移動的行進隊伍，使他找不到機會開槍。他曾一度想要沖進游行隊伍，但他害怕還沒離開看臺之前就被中途攔截。他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隊伍繼續穿過講壇轉彎走到瑪麗恩廣場。機會就這樣稍縱即逝了。如同歷史一樣，希特勒背對著巴瓦德慢慢轉過身去了。

　　雖然此次行動失敗了，但巴瓦德還在繼續尋找機會。當天下午，他回到了飯店，親手偽造了一封法國前總理寫給希特勒的介紹信。第二天早上，他帶著這封信，揣著一把上膛的手槍，又一次出發前往貝希特斯加登。他于黃昏時分到達，在薩爾茨堡山的山腳下被最外面的哨兵攔下盤問。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信，聲稱要親自交給元首。門衛告訴他，他是不準入內的，希特勒也不在住所。巴瓦德當天晚上又回到了慕尼黑。

　　第二天，他又嘗試了一次，這次他用打字機偽造了一封法國民族領袖皮埃爾·泰坦熱的信。11月12日的早晨，他帶著信來到納粹黨在慕尼黑的總部，并再次要求與希特勒見面。樓里的一位納粹官員告訴他，想要謁見希特勒根本不可能，他建議將信交由他轉交給希特勒或是通過郵局寄出。

　　這時，巴瓦德逐漸絕望了。他的錢快要花光了，然而卻一直未能接觸到希特勒。就在當天下午，他登上了去比紹夫斯維森的火車。比紹夫斯維森靠近貝希特斯加登，他準備到達比紹夫斯維森后步行十幾公里去希特勒的住所。然而，等他到達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知道當晚他肯定去不了。巴瓦德覺得，種種境遇都逼迫他放棄這一“神圣”使命。回家途中，因為沒錢買票，他被移交給鐵路警察，然后又被交給了當地的蓋世太保。他的槍引起了懷疑，于是警察對巴瓦德進行了深入盤問，很快發現了他的真實意圖。1939年2月，他被送往柏林，正式以蓄意刺殺國家元首被起訴。

　　孤獨的投彈手

　　埃爾塞爾在思想上并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堅決拒絕與納粹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每當廣播中傳來希特勒的演講時，埃爾塞爾就會靜靜地離開那里。

　　很難斷定埃爾塞爾是如何從一個不起眼的叛逆者變為一個刺客的。他對希特勒深惡痛絕，懷有仇恨。后來他聲稱自己在1938年的秋天就做出決定，要刺殺希特勒。當時，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戰爭即將爆發，但是因為慕尼黑會議，戰爭暫時避免了。埃爾塞爾與其他許多人一樣，深信慕尼黑會議不能結束德國的侵略意圖。他相信戰爭以及戰爭帶來的苦難即將到來。

　　1938年秋天，埃爾塞爾開始策劃刺殺計劃。那年11月，他決定要在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里安放一枚足以炸死希特勒和納粹核心成員的炸彈，他計劃用12個月收集所必需的材料，然后自己設計制造一枚炸彈。

　　埃爾塞爾首先從他老板的一個軍械制造商那里偷來了一根引信和一些炸藥。然后他又在附近采石場里另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兒，他能相對容易弄到炸藥和雷管。他測量了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畫了啤酒館大廳的詳細草圖，還為自己的炸彈物色了一個理想安放地點：講臺和講桌后面的一根粗大石柱。

　　1939年8月初，埃爾塞爾來到了慕尼黑。他的行動方式簡單得令人吃驚。他每晚9點左右來到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用餐。大約一小時之后，悄悄溜到試圖爆炸的那個樓臺上，躲到一個貯藏室里，直到啤酒館關門，大門上鎖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電筒微弱的光亮安心地開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時半左右。此時，啤酒館的工作人員就來上班了，他便悄悄從后門溜出去。

　　為了放置炸彈，他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用各種工具弄松砂土，撬開磚塊。當然，還有將現場清理干凈。整個工程進行得異常艱苦，非常緩慢。在如同山洞的大廳里，錘子敲擊出的每一聲聲響都如同槍聲發出回音。以防發現，他必須讓每次敲擊聲與外部的響聲同時發出，比如和路過的電車，衛生間里的自動沖水聲等聲音同步。埃爾塞爾晚上在啤酒館進行準備工作，白天則繼續在炸彈上、在精確的定時裝置上做著最后階段的實驗。

　　按照埃爾塞爾的計劃，當炸彈爆炸的時刻，他會安然無恙地身處瑞士。因此，他制作了一個能提前設定好幾天的自動計時器連接在導線上。11月2日晚上，經過兩個月認真艱苦的工作，埃爾塞爾終于將炸彈安放進了石柱。又過了三個晚上，計時器也準備完畢，他把爆炸時間設定在11月8日晚上的9：20——剛好是希特勒演講進行到一半的時間。

　　由于要進攻法國，希特勒原本想要取消8日晚上在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的演說。然而這不太現實，因為啤酒館政變紀念活動是納粹活動日程中的高潮之一。希特勒堅持一定要在當晚趕回柏林參與戰事。可他專機的飛行員擔心大霧會影響回程的飛行，于是希特勒決定改乘火車返回，因此只得縮短這一傳統活動中的各項議程。所以該演講將提前到晚上8時開始。

　　在貝格布勞凱勒啤酒館的大廳內，軍樂高奏，氣氛熱烈。希特勒登上石柱前的講臺，石柱里埃爾塞爾制作的炸彈計時器正悄無聲息地走著。希特勒停頓了一會，環視了屋子一圈，低頭看了一眼筆記，深吸了一口氣。他開場語調柔和，表達時斷時續，當他談到自己的使命時，突然激動起來，用惡毒的、極其挖苦的言語攻擊他的新敵人——英國人。希特勒的演說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快要結束時，希特勒充分發揮了他的表演天賦，眼睛向上仰視，作出夸張的手勢，一會兒拳頭緊握，一會兒猛抓胸膛。在一片喧鬧的掌聲與歡呼聲中，希特勒結束了當晚的活動，在納粹高層的陪同下迅速趕往火車站。時間是晚上9：07。

　　幾分鐘后，人們開始收拾東西，相互告別準備離開。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廳，現在只剩下大約100來號人，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樂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務生。9：20，埃爾塞爾的炸彈爆炸了。

　　爆炸達到了預期效果，把大廳中央放置炸彈的石柱炸得粉碎，炸塌了樓臺和大廳的屋頂，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頭碎片，演講臺和演講桌成為一堆粉末。

　　炸彈爆炸的同時，希特勒已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車。當火車停靠在紐倫堡時，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起初希特勒以為這只是個玩笑。但當他看到所有人都表情嚴肅時，他臉色變得蒼白。

　　與炸彈真正想要襲擊的對象一樣，炸彈爆炸時埃爾塞爾也遠在爆炸現場之外，可不久后，他還是被逮捕了。

　　摘自《刺殺希特勒》 [美]羅杰.穆爾豪斯 王宏 劉偉 姚菊霞譯 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