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面對“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都沒有從一部電影本身的藝術角度去評鑒，而是津津樂道于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解讀。很多觀眾在電影院中自覺地將紀錄片的天然震撼性和《南京！南京！》混為一談，他們在片段化的、自我暗示為真實影像的場景中，暢快淋漓地享受著自我道德感動，從而使整個中國都營造出了寵愛《南京！南京！》的襁褓氛圍。但是，事情永遠有它的另一面。

　　南都周刊記者·沈蘭江

　　4年前，陸川剛結束《可可西里》的拍攝工作時，手頭同時握有好幾個題材，包括當時已經被媒體熱炒的《邊疆》。“《可可西里》之后，我也自問想拍什么，”陸川說：“這個題材必須要滿足我對強悍、野蠻、粗獷，生命與死亡的表達。《南京！南京！》的這張桌子恰好夠大。”至于劇情，原本的雛形里還有姜老師和陸劍雄的愛情戲，整個拍攝過程也就成了對劇本的顛覆過程。“我是一個沒經歷過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寫劇本，很多東西是想當然的。”也是在拍到一半的時候，陸川很偶然地意識到：“我已經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殺’這個具體的事了，我覺得我們可能在拍關于人如何認識戰爭本性的一個東西。”就這一下子，成就了一部必然會出現的，不太一樣的中國電影。

　　早期中國電影習慣以二元對立即“我軍”和“敵軍”的藝術形式來塑造形象，也即是所謂的“臉譜化”。所以，南京大屠殺一直被視作一個沒有英雄的題材而備受“冷落”，直到1987年才誕生了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故事片《屠城血證》。到了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社會的巨大轉型，世俗趣味逐漸成為審美文化的主導趣味，這一時期的南京題材影片卻在一定程度上淪為了電影創作者包裝情節甚至渲染暴力的大舞臺。而同期諸如《辛德勒名單》、《鋼琴師》等國外同類題材影片的出現，卻正在精準地教導國內觀眾如何冷靜看待極端環境中的人性罪惡。這么多年之后，現在的中國人集體觀念中已經做好了辨證看待屠殺史實的思想準備，所以中國必然會產生一部更“時髦”的南京題材電影，不搞二元對立、不夸張做作。從這點來說，《南京！南京！》是必然的，陸川是偶然的。

　　《南京！南京！》更像是一部電影習作

　　一路跟著電影劇情走下來，突然感到有些辛苦，觀眾有太多的人物要進入，結果每一個都來不及。《南京！南京！》的主角就是南京城，任何演員都是這座生死之城的配角。這種以多個小故事拼湊南京全貌的結構，是一種相對便于處理，卻很難處理到位的兩難選擇。

　　影評人魏君子說：“《南京！南京！》的技術很強大，每個場景單拎出來都看似牛逼，這是影迷的勝利。但如果作為一個整體就很割裂。”所以每個人心中都能留下守城士兵的眼神、避難所里舉起的手、手拉車上的四具裸尸......但在碎片化的影像之后，不僅沒能留下一個鮮活的人物和一個蕩氣回腸的故事，還沒有給出一個合理的敘事邏輯。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把這種劇情的割裂稱為電影的“失憶”，“在影片本身135分鐘的長度之內，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經說過什么，好像之前發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崔衛平羅列這些在她看來“前言不搭后語”的橋段：前一個情節是日本兵對俘虜們下令“起立，去江邊赴死”，而后一個情節里，卻又把劉燁第一個帶頭站起來“赴死”的體態、表情，處理得像聽到歌里唱的“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一樣英勇；還有影片結束時的老趙，滿臉堆笑，難道他忘了在幾個鐘頭以前，他還在卡車上大呼“姜老師，救我”，結果害姜老師送了命？更不用說整部影片中時而激起觀眾的仇恨，時而又把日本兵刻畫得像是來南京度假的大學生......

　　“《南京！南京！》更像是一部電影習作，而不是能夠拿到觀眾面前的成熟影片。”崔衛平說：“我可以接受對日本兵的人性化描寫，但那應該是建立在影片起承轉合的連貫情感之上。像影片《辛德勒名單》中對于辛德勒由發戰爭財到救人的情感變化，是依托于一個合理的情節和邏輯的，而現在的《南京！南京！》僅僅是畫面的疊加，而沒有進行銜接。”

　　陸川曾說：“我是為了幾場戲而拍《南京！南京！》。”這個出發點也許本來就注定了影片的片段化分裂。像陸川在影片還未成形時，就已經決定要展現的那場日軍祭祀舞蹈戲，這一點令崔衛平不可思議：“影片之前講述了太多中國人的死亡和蒙羞，情節的能量和觀眾的悲憤都在這里。然而現在得到正式祭祀的卻是將皮靴踏在別人家園上的侵略軍，這是哪兒跟哪兒啊？陸川后來接受采訪時解釋說‘戰爭的本質說到底就是精神的折磨，是一種異族的文化在你的廢墟上跳舞’，什么東西啊，我不明白。南京大屠殺這么嚴肅一個事，怎么能夠靠自己的想象來解釋？”

　　《南京！南京！》幾乎獲得了國內觀眾一邊倒的好評，崔衛平說她不得不承認對中國觀眾很失望，“很多觀眾不會看電影，只會看片段。有很多人是帶著手絹去電影院的，他們早就期待著接受震撼，并因為對于震撼的設想在單個鏡頭中得到印證而感到滿足。他們沒有看出來《南京！南京！》在哪些地方進展了，在哪些地方停滯了。”

　　對他們(日本兵)的處理，影片的確比此前有所改變，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間就是為這些人度身定做的，這是這部影片‘一邊抵抗，一邊救贖’的真相。

　　我們沒看見真正的歷史

　　事實上，大多數人面對“南京大屠殺”這個題材，都沒有從一部電影本身的藝術角度去評鑒，而是津津樂道于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解讀。“很多觀眾在電影院中自覺地將紀錄片的天然震撼性和《南京！南京！》混為一談，他們在片段化的、自我暗示為真實影像的場景中，暢快淋漓地享受著自我道德感動。”崔衛平說。而這種奇妙的觀影感受轉換，也正是中日兩個當事國都對影片如此敏感的原因。

　　日本《產經新聞》在《南京！南京！》首映當日即發表文章稱：“這部黑白電影模擬紀錄片的方法，給觀眾造成好像電影內容都是真實的印象......特別突出了暴行和殘虐的場面......觀眾席上發出悲鳴和怒罵聲。”一個星期后，由中法德合拍的《拉貝日記》也要公映，聯系到5月4日是“五四”運動90周年紀念日，日本一些人士神經緊張。

　　目前中日兩國60%以上的人口沒有經歷過戰爭，多數人對于《南京！南京！》這類影片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各自歷史教育和口傳身受的影響上。在日本，很多人覺得戰后自己的道歉已經夠多了，無法理解中國人干嘛還老叫我們認錯；而在中國，人們無法理解為什么日本明明是戰爭的加害國，卻總在強調自己的被害。以前國人總是帶著民族仇恨的眼光看待南京，卻很少從戰爭罪惡的角度來認識雙方的受害。所以此次來自中國青年導演的具有突破性的獨立思考，就顯得彌足珍貴，以至于整個中國都極為配合地營造出了寵愛《南京！南京！》的襁褓氛圍，也使對于影片的理性藝術批判在意識形態解讀的面前變得一文不值。

　　然而如果沿著意識形態仔細深究下去，陸川在《南京！南京！》中，也只不過是一次劍走偏鋒的淺表性嘗試。“雖然每幀影像似乎都有歷史原型，都那么真實，但歷史肯定不是這部電影呈現的樣貌。”影評人魏君子說：“在這部電影里，歷史素材只是陸川用來表達個人意念和美學理念的工具。”陸川在影片中專心地塑造著在整場電影中都格格不入的角川，沉迷于挖掘零星的抵抗來驗證自己的“中國人有所作為”觀點，他從一個框框進入了另一個框框。如果說以前的南京題材影片是“主觀片面”的話，那陸川才剛做到“客觀片面”。

　　在崔衛平看來，陸川所說的抵抗只是一種“義和團式的抵抗”，“在拿平民作毫無道理的犧牲這一點上，這部影片與過去舊意識形態沒有任何區別，非常僵化和僅僅停留于原地。”而反過來陸川對于日本士兵的刻畫，則被崔衛平譏諷為是“讓一部分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來”，她說：“對他們(日本兵)的處理，影片的確比此前有所改變，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間就是為這些人度身定做的，這是這部影片‘一邊抵抗，一邊救贖’的真相。”

　　而對于屠殺的深層次原因，對于成為“戰爭機器的螺絲釘”的平凡之惡的揭露，陸川主動放棄了。“起碼我沒有看清日軍是如何由人變成獸，哪怕是一個。”魏君子說。崔衛平也指出陸川對日軍的刻畫，只不過是“給罪惡華麗轉身，給為人不齒者披上人性外衣”。二戰時期曾在中國服役的日本軍人服部彌一在自己的證言中提到：“到戰場之前連一只小蟲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獸性的內部潛伏著以殺人游戲為樂的不知深淵的魔鬼生命。”假如陸川能將上戰場之前的服部彌一蛻變為以殺人游戲為樂的魔鬼的過程給描繪出來，那又如何？

　　《南京！南京！》真正值得人們叫好的地方，在于它的態度和它的嘗試，就像陸川自己說的那樣：“《南京！南京！》至少開了一個口子，讓大家再去想這件事的時候，可以往這個方向走一走。”目前在日本民間層面，已有人在網上發起了要求日本國內公映這部影片的聯名簽名運動。黑龍江省社科院副院長步平說：“對于戰爭的譴責和對和平的期望是中日之間交流歷史認識的基礎。”而《南京！南京！》是這種期望的第一次影像化表達，這才是這部影片的價值所在。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