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條英機開道，裕仁加貼皇封

　　據日本戰犯們共識，設置“慰安所”，據說正式的直接的背景理由有二。其一，官兵奸淫成風，受到世界譴責；其二，軍內性病蔓延加劇，有損軍隊戰斗力，影響子孫后代。故而需要權宜辦法疏導紓解，以作為防止日本侵略軍性高壓的疏解渠道。這實際是以整體的、有組織的國家犯罪，替代軍人的個人犯罪。

　　日軍內部廣為人曉，社會卻鮮為人知的是，“慰安”惡行有官方理論、政策為之大行其道:

　　1941年10月18日，東條英機完成組閣。這位兼任陸軍省大臣、內務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參謀本部呈遞的征集妓女前往戰區的報告上寫道:將歸順國(占領國)自愿婦女也考慮進去。同日，他接受美國記者約瑟·道格拉斯采訪時，又把這一惡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說，“女人是一種戰略物資，并且是對勝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獨特營養的戰略物資。”(江浩《昭示:中國慰安婦》，據《遠東戰事》)

　　日本軍需大臣手令:慰安婦屬軍需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從長遠運輸費用和開銷考慮建議，今后可迅速在統治區和占領區秘密征招。

　　日軍后方司令部則把“慰安婦”叫做“大和KEX特攻隊”。認為“對于鼓舞將士的士氣，完成圣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金一勉:《天皇的軍隊和朝鮮人慰安婦》)

　　日軍情報部官員大雄一男在給陸軍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說:日軍在戰場上受挫于中國軍隊的低落情緒，可以在“慰安婦”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這種心理作用，惟有中國慰安婦能讓日軍士兵產生；她們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國盡快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嘗到一次女色可以絕欲九月，但不能連續絕欲五年”，這一句日本俗話也被引用作為設置“軍人慰安”這樣“常設機構”的荒謬理由。隨之而來，種種獸欲邪說，猶如洪災一般在日軍官兵中泛濫開來:

　　“作戰越勇猛的士兵，就越是激烈地侵犯被占領地的婦女。反之，越是激烈侵犯女性，就證明該官兵越是生性勇猛。這樣的士兵都是最優秀的戰斗骨干，如將他們送上軍事法庭無疑就等于瓦解了自己部隊的戰斗力。”(日本少尉軍醫《麻生(徹男)意見書》，1938)

　　“軍方需要實行懷柔政策，用女人刺激士氣，撫慰那些因戰敗而產生沮喪情緒的士兵，使其更加賣命，以培養一支像樣的殺人部隊。”

　　“性，能緩解戰斗壓力，當成讓部隊忍受殘酷紀律的方法。沒有性，人很容易受傷。所謂'養精蓄銳'，就是要通過接觸女人來體驗。沒有接觸過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

　　“'愛兵恤士'就要提供性服務。當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撐崩潰的士兵時，慰安婦的肉體卻能對復原治療士兵必勝信心方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能在中國女人身上得到滿足，必將在中國領土上得到滿足。占有中國女人，便能滋長占有中國的雄心。”因此，“必須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國女人作'慰安婦'，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安慰日本軍隊，樹立他們必勝的信心。”(《遠東審判案》備用資料第103冊第51章)

　　于是乎，日軍獸兵開到哪里，強奸就風行哪里。他們要爭在參戰之前用性活動強身護體，甚至強暴后掠取女人什物制作護身符，用那“魔力”護身而求免受外來傷害。

　　于是乎，日軍視中國婦女就是她們國家的本身，把源于不愿意做奴隸的中華民族身上失敗所產生的憎恨、復仇心，瘋狂地發泄在同一民族女性的身上。如此化作對中國婦女慘無人道的報復、征服與勝利，在肉體折磨和心靈摧殘中享受著如同燒殺搶掠一樣壓迫中國的快感，便成了日軍“膺懲作戰”的一種手段。

　　這就讓人不明白了:不是說一提到“天照大神”，日本軍人便會從腳底下升騰“武士道精神”嗎？既然“慰安婦”功力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神氣，那么“天照大神”還有什么用，“武士道”有什么用？

　　天皇裕仁曾與4名內閣成員簽署命令，授權所轄各學校及地方政府挑選合適的婦女充當“慰安婦”。天皇裕仁頒布詔書，將“慰安婦”試驗正式奉為一種制度，給它貼上了皇封，使之升華了皇道的神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