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欣淼院長異常潔凈的辦公室里喝著清茶，望著紫禁城燦然的午后陽光，我問：“之前，一直聽說是北京和臺北兩個故宮聯展，為什么最終沒有實現？”

　　幾十年來，紅墻里的故宮依然矜持獨立，現代化的臺北故宮也是遙遙相聞。人們對故宮的禮拜之心，一如既往。

　　今年年初，臺北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院長周功鑫和北京故宮鄭欣淼的前后腳互訪，在內地和臺灣引起的轟動性的關注，則是力透時空的實證。

　　故宮的名分

　　用北京故宮掌門人鄭欣淼的話來說，兩個故宮的互訪，在世人的眼里，不是簡單的博物館之間的你來我往，而是打著特殊的政治烙印。是這樣嗎？是什么樣的政治烙印？鄭院長沒說。我想，無非是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和“函匣”，兩個故宮把大陸與臺灣的文化根脈續(xù)接上了。

　　近年來，尤其是李登輝、陳水扁時代，臺灣島內“去中國化”傾向很高調，主導者以之為政治手段或政治目的。臺灣的“中國文化”能不能“去掉”，不需要闡明和解釋。從文字到文化到文明，歷歷是證，其中最有價值和最有歷史信息的證明，大概是臺北故宮的寶貝們了。更不更提“故宮”這個無論怎樣涂抹，仍然浸淫著歷史與現實痕跡的“名分”。

　　故宮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上個世紀40年代末，故宮博物院抗日戰(zhàn)爭時期南遷文物的1/4運到了臺灣，1965年在臺北成立故宮博物院。自此，北京與臺北兩個故宮同時存立。一個故宮，兩岸守望，成為無言的傳說。這個傳說，直到2008年年底，才有了較為現實的續(xù)寫——

　　臺北故宮今年10月即將以“為君難——雍正時代文物特展”為名舉辦雍正大展，由于沒有收藏雍正畫像而向北京故宮商借，40多年互不往來的兩岸故宮開始破冰交流。繼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2月中旬來訪，3月1日至4日，應臺北故宮邀請，鄭欣淼首度以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身份率10人團赴臺訪問。短短4天，雙方在不涉及名稱表達等問題的前提下，在落實雙方合作機制、使用文物影像互惠機制、建立展覽交流機制、建立兩院人員互訪機制、出版品互贈機制、資訊與教育推廣交流機制、學術研討會交流機制、文創(chuàng)產品交流機制等8個方面達成共識并制訂了具體方案，雙方的合作進入更深更實階段。

　　這是見諸媒體的公開報道。媒體不曾報道的是，早在1992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書畫家楊新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張臨生合作主編了一本書《國寶薈萃》，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比較早的兩岸故宮的合作。從2000年開始，兩個故宮開始接待對方的“同仁”，也陸續(xù)在對方刊物上發(fā)表文章，相對來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刊物上發(fā)表的文章稍多一點。

　　故宮聯展的最大障礙

　　在鄭欣淼院長異常潔凈的辦公室里喝著清茶，望著紫禁城燦然的午后陽光，我問：“之前，一直聽說是北京和臺北兩個故宮聯展，為什么最終沒有實現？”

　　“其實，在我去臺灣前，國內也有人問為什么要通過第三方借展，而不是就是兩個故宮搞聯展。兩個故宮聯展的困難目前除了名稱有分歧，比如臺北故宮叫中華民國故宮，我們不能同意。當然名稱問題可以解決，比如我們也可以讓一步，不叫中國故宮，叫北京故宮，其實，我們在交往中稱北京故宮了。他們可以叫臺北故宮。辦聯展時就叫故宮聯展。關鍵是，臺灣目前有困難，主要是臺灣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凡是故宮出了臺灣到別的地方辦展覽，該地必須要有司法免扣押法，才能成行。臺灣這個規(guī)定不只是對內地，對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同樣如此。我國目前還沒有文物入境司法免扣押法。這是雙方沒有辦成聯展的最大障礙。這個問題一時半會兒解決不了。但是沒關系，我們可以采取變通方法，通過第三方借展，開展合作。”

　　兩個故宮這個聯展計劃，早在2003年7月份故宮八十年院慶前夕，鄭欣淼在故宮漱芳齋接受《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通訊社、中天電視臺、東森電視臺、無限衛(wèi)星電視、真相電視臺等七家臺灣媒體駐京記者采訪時就提出過。當時，他的原話是：“兩岸故宮應該擴大交流，這是兩岸同仁的共同愿望，也是兩岸同胞的愿望。我認為目前的主要合作應從互辦展覽，或者是聯合辦展覽入手。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比如說，我們現在在臺灣辦的展覽，沒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都是其他博物館邀請的。我們的祖先留下了這么多文物，由于歷史的原因分在兩個地方，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同胞都能看到呢？我認為我們兩個博物院應該互辦展覽，北京故宮的東西到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東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來，或者聯合舉辦展覽，這個意義是相當大的。如這一路子打開了，我們的人員交流自然就擴大了，我們的合作研究就有了更好的基礎，成果也就會更大。

　　“臺北故宮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與北京故宮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合為乾隆皇帝的“三希”。“當時，我的想法是，“三希”，兩件在北京，一件在臺北，希望兩個故宮以此為主題合作辦展，海外也有人做工作，日本作家平山郁夫最近還來信談到兩個故宮合作的事。我正要給他回信。”

　　兩岸故宮人

　　2002年10月10日，鄭欣淼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一職。上任不到一個月，歷經六百年風風雨雨的故宮開始了它自1911年以來的首次整體大修，號稱故宮百年大修。這項長達19年總投資19億元的大修工程，幾乎占據了鄭欣淼的主要工作時間。理念是一回事，具體的操作管理又是另一回事，每件事都是大事，故宮大修，在世人的眼光下，也在歷史的視野里。間余，這位勤奮的故宮掌門人以“故宮”為學，提出了故宮學，創(chuàng)建了《故宮學刊》，出版了四本專著——《紫禁內外》、《守望經典》、《故宮與故宮學》和《天府永藏》。3月份鄭欣淼回訪臺北故宮時，《天府永藏》的繁體字版由臺北藝術家出版社出版，作為作者，他出席了新書發(fā)布會，一些臺灣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光臨了。這本錦面素雅的學術論著，接受了一個隆重的首發(fā)儀式。

　　與所有這些看得見的“事業(yè)”相比，鄭欣淼內心“耿耿于懷”的是兩個故宮的合作。

　　“兩岸交流，是天然的，人為隔不斷，遲早要聯系。臺北故宮舉辦雍正大展，雍正的玉璽只有北京故宮有！文淵閣《四庫全書》運到臺灣，但是乾隆時期修建的文淵閣還在北京，裝四庫全書的柜子也在北京！臺北印《龍藏經》，向北京故宮借影像資料。他們送我們兩部《龍藏經》作為回報，因為北京故宮收取費用很少，對他們相當優(yōu)惠，已經等同于本院職工。兩個故宮應該都向這個目標努力：這次我們去臺北的收獲是通過具體事宜，制定具體協(xié)議比如影像方面提供最大優(yōu)惠，一步一步推進交流。”

　　為了珍惜共同的歷史，鄭欣淼建議明年也就是2010年故宮八十五年院慶時，兩個故宮能不能把清宮照片包括故宮有關照片放一起搞個展覽。“故宮的老專家莊嚴，后來一直在臺北故宮，他的兒子莊林是攝影家，給我來了幾封信，還談到這事。”

　　鄭欣淼第一次去臺北是2002年12月30日，呆了一個星期。這次去臺北，第一次以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身份去，連頭帶尾只有四天，行程非常緊張，但是收獲不少。

　　臺北會談看得見的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文物影像互惠機制等8個具體操作的方案之外，還有兩個要格外強調的約定：一是約定了兩院常務副院長會談制，每年舉行會談，確定下一年包括以后的交流計劃，并建立“檢討”(總結，分析，研討)機制；二是商定每年向對方各派2至3人呆2至3個月，進行考察研究。

　　“互派人員考察研究，這個交流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之前，臺北故宮副院長馮明柱，他原來是文獻處長，參加我們在北京舉辦的好幾次學術研討會如清史研究會等等。研究琺瑯器，漆器，我們這邊多，他們那邊也不少，如果不了解臺北故宮狀況，研究成果就不全面客觀。有些東西可以看圖錄，但臺北故宮館藏有一些沒有圖錄，搞研究，寫文章，肯定會受影響。我跟我的同事說，不了解臺北故宮，不了解它的藏品以及研究成果，我們對北京故宮文物的研究就會受影響。對他們也是這樣。交流對雙方都是有益的。雙方交流合作，其作用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

　　臺北故宮對此反應也很積極，絕大多數人主張交流。臺北媒體認為，向北京故宮借展，北京故宮表現出極大的誠意，不僅可充實雍正大展的內容，也為兩岸故宮間的館際交流邁出重要而關鍵的一步。

　　鄭欣淼在與臺灣記者見面會上的見話中提到“同仁”。他說：“兩岸故宮在互訪期間都互稱同仁，我感到十分親切，同仁即同人，是《易經》中的第十三卦，就是大家在一起，同心同德。它的上卦是否卦，意思是閉塞不通，但往往是物極必反、不通則變；同人的下卦是大有，是人多、富有，大有收獲的意思。同仁一詞對于兩岸故宮也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它和故宮的歷史聯結在一起，也意味著大家將共同面向未來。現在，兩岸故宮的交流已經克服閉塞不通的否卦階段，達到了同人的同心同德階段，下一步就是大有了，我對未來兩岸故宮合作的前景充滿信心。”

　　鄭欣淼的這番言辭懇切的講話，獲得島內絕大多數媒體的贊譽，也有個別的媒體稱做“統(tǒng)戰(zhàn)演講”。無論如何臧否，“同仁”已經成為兩個故宮人民間約定的表述。

　　他對臺北故宮今天的掌門人周功鑫表達了特殊的敬意。“周功鑫很了不起，在臺北故宮服務了27年，后來創(chuàng)辦輔仁大學博物館專業(yè)。包括她對兩個故宮交流的推動，非常有勇氣。這次周院長來訪，互送禮物時，我們同時選擇了《清明上河圖》復制品，是巧合，也意味深長。張擇端的原本在我們這里，臺北藏的是清代的院本。《清明上河圖》中畫了很多橋，橋起著溝通作用；今天兩個故宮也需要橋來溝通，更何況我們都秉承著共同的故宮精神。”

　　故宮精神和兩個故宮的特點

　　大地：長期以來，為什么在公眾的印象中，北京故宮除了古建筑似乎好東西都在臺北故宮那里。

　　鄭欣淼：臺灣民眾普遍認為大陸沒有東西，好東西都在他那兒。這不奇怪。北京故宮的東西相當豐富，院藏可移動文物150多萬件(套)，其中閎富珍貴的清宮舊藏和遺存即達130多萬件(套)。臺北故宮文物藏品65萬件(套)，清宮舊藏及遺存有60萬件(套)。但是，北京故宮文物總數雖然相當豐富，過去由于受展覽條件限制，以及文物一直未對外公布，出版物也少，對國內外公眾宣傳不夠等原因，人們以為好東西都在臺灣。去年，我的《天府永藏——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一書出版了，引起較大反響。這本書第一次對兩個故宮的源流、文物藏品作了全面介紹，又分古書畫、古陶瓷、青銅器、工藝類文物、宮廷類文物、文獻典籍等12個方面，把兩個故宮的文物藏品進行詳細對比分析，指出雙方各自的特點。從這個介紹看，北京故宮的文物不僅數量上遠遠多于臺北故宮，就精品而言，北京故宮總體上也多于臺北故宮。當然對精品多少的看法，臺北故宮有的同仁說，應由藝術史家來評價。這我也同意。因為從根本上說，文物各有其價值，是不可代替的。

　　近幾年來，我們在陳列展覽、社會宣傳、學術研究以及出版物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社會對北京故宮也有了新的認識。這次臺北故宮同行來我院參觀訪問，對我們有了更多的了解。對北京故宮博物院來說，保護好紫禁城是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在此基礎上，北京故宮利用原址布置的三大殿原狀陳列，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的書畫館、珍寶館、鐘寶館、陶瓷館、青銅器館等專題館，與臺北故宮按照編年史陳列不同，集中反映一類藏品，或者某類藝術的發(fā)展通史。周功鑫院長說，臺北故宮也打算重新規(guī)劃改變現有的陳列展覽方式。

　　臺北故宮在國際上產生影響比較早。上世紀60年代，臺北故宮曾在美國五大城市搞文物巡回展，其中的中國書畫藝術在歐美產生了重大影響。許多歐美觀眾對古老的中華文化藝術的認識主要是從臺北故宮的展覽中獲得的。直至七八十年代，一些歐美研究中國藝術史的人主要是以臺北故宮的收藏品為依據。這是歷史原因形成的。臺北故宮在發(fā)揮博物館職能上下了工夫，在博物館建設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他們認真籌辦展覽，還到各地搞巡展，重視對公眾的宣傳教育。幾十年來，在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方面，在提高臺灣社會民眾文化素養(yǎng)方面，臺北故宮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臺北故宮在文化產品開發(fā)上搞得好，他們利用故宮文物藏品復制，利用其中元素開發(fā)新的商品，對宣傳故宮本身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我們這次去，到店里看了，品類很多，許多人買了他們的商品，買書，其他紀念品。有的人買了，回到賓館后，又去買，買了好幾次。他們的確做得好，我們這方面的觀念要創(chuàng)新，要改變。我們的文化產品開發(fā)是有潛力的。

　　大地：怎么理解您所說的故宮精神？

　　鄭欣淼：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至今，故宮84年的歷史雖然坎坷，但故宮精神極其鮮明——這就是無私奉獻精神。故宮文物曾與中華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許多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由此產生。故宮人對故宮的特殊情感，以及早期形成的一些理念、精神甚至規(guī)章制度，在兩岸故宮延續(xù)至今。1935年清點南遷到上海的文物，留下127冊《存滬文物清冊》，臺北故宮有，我們也有，這是故宮文物的重要檔案。為祖宗和子孫守護“國寶”，是兩岸故宮的共同使命，也是兩岸故宮人的共識。我們在臺北故宮，每次看完東西，工作人員裝箱后就立即重新貼封條，嚴格地遵守文物保護制度。在北京故宮，許多人一輩子不計得失，默默無聞地奉獻，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許多人不了解故宮，對故宮價值的認識還停留在傳統(tǒng)的古董或古物學層面。故宮的文物分為兩部分，一是紫禁城古建筑，它是不可移動的文物，二是珍藏其中的文物，為可移動文物。二者的結合構成了故宮無與倫比的價值和豐富內涵。故宮學，就是把故宮作為一個文化整體，包括藏品以及背后的故事，以及海峽兩岸兩個故宮的歷史。周院長那里的故宮學搞得好，我們也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