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央視把小沈陽安排進《收廢品》，已是一片刻意提攜之心，但“強扭的瓜不甜”，不得不放棄。然后又試圖讓他上元宵晚會，更是在勉力為之了，只可惜囿于固有體制的原因，無法輕易突破。其實，央視試圖推出新人的誠心此時已昭然若揭。即使最后沒有起用小沈陽，陳臨春還不忘公開為他“打氣”：“他是以后有可能跳出來的一個很優秀的演員。如果以后全國都接受了，他馬上會成為趙本山。”

　　但在“道德標簽”的影響下，央視的良苦用心反而被視為了“忽悠”——“央視三番五次忽悠小沈陽，太不尊重二人轉藝人了，強烈譴責中央電視臺的霸權行為!今后我們再也不看央視的節目了。”“如果說節目時間過長，那為什么不刪別人的，只刪小沈陽的？”在小沈陽的貼吧和個人網頁上，這樣的聲討聲不絕于耳。那些對央視春晚素有不滿的人，也似乎找到了最佳的批評道具和發泄機會——將滾滾的怨氣直接轉化為小沈陽洶涌的人氣！

　　客觀地說，大到央視春晚，小到單位聯歡，節目審查時沒有通過在任何一臺晚會上都再正常不過。央視春晚自1983年除夕之夜橫空出世以來，更是不知“斃”掉了多少參選節目。但二十多年來，已發展成全國人民一項“新年民俗”的央視春晚因為承載了太多的民間道義、理想和愿景，而又因為自身體制的原因無法及時跟進和兌現，再加上多元除夕文化選擇的沖擊和新媒體的不斷擠壓，近些年央視春晚不但影響式微，而且衍生出另一種“民俗”——老百姓一邊看春晚，一邊罵春晚；歲歲盼年年望，每年都失望。這樣的背景下，明星上不上春晚比上春晚本身更容易卷入話題中心。小沈陽“事件營銷”有了最佳“酵母”和“溫床”。

　　約翰•斯維克在《注意力經濟》中指出，講故事是媒體的基本賣點，故事源于事件。在春晚事件的策動下，小沈陽開始悄然崛起為東三省的“新星”，甚至被許多人視為趙本山之后東北小品的希望。他在元宵晚會上沒有播出的《我要當明星》被傳到網上后，一時成為人人下載的“猛料”。網友們一邊享受著他的超級娘娘腔和超級明星模仿秀帶來的另類“笑果”，一邊滿足著“偷窺”式的快感——央視越不讓上的東西，我們越要看!一邊還充當著自發的傳播推手——我這里有《我要當明星》，就是央視沒有上的那個，想看嗎？這樣的話語，在諸如QQ和MSN的網絡人際間完成傳遞只需瞬間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