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22日，袁世凱任命張作霖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wù)兼奉天巡按使，任命馮德麟為幫辦。張作霖多年夢寐以求的奉天將軍終于到手，成為名副其實的奉天最高統(tǒng)治者。

　　主政伊始，張作霖在為自己贏得權(quán)力而興奮的同時，也在思考著如何治理奉天的問題。正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火”怎么個燒法？張作霖也是頗費了一番心思。1916年6月28日，張作霖與幫辦馮德麟一起發(fā)布了關(guān)于施政方針的告示。這個告示發(fā)得別出心裁，堪稱中國第一個白話文告示。

　　以往的官府告示，“之乎者也”遍布全篇，文字、語句生澀難懂，對普通百姓來講只能是望文生義，一知半解。而張作霖在告示中，開篇就點出他用白話發(fā)布的緣由所在：

　　“向來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語，遇著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們兩人的言語，是要人人聽見，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話兒，與我們奉天的父老子弟說一說。”

　　不僅如此，通過告示，張作霖還意識到官府與百姓溝通的重要，在張作霖看來：

　　“原來我們中國頭一件最要緊的毛病，就是上下隔膜。不但是做官的人，不知道那百姓的艱難，就是做百姓的，也不曉得當官的辛苦，所以辦出事來，誰也不能稱心滿意。我們兩人本是這塊土上生長的人，我們對百姓的艱難困苦，知道的明明白白，就恐怕你們大家里頭，還有不明白我們的意思的，所以這一篇的言語，還要你們大家仔細聽一聽”。

　　東北地區(qū)匪患猖獗由來已久，政府曾多次傾力剿匪，雖有一定的成效，但總是除而未決。主政伊始，張作霖就下定決心把治理匪患、確保奉天一方的平安列為首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樣要辦的事情，叫做彌盜。怎么叫做彌盜？就是想個法兒，把各處地方上的胡匪，打掃的干干凈凈的意思。這幾年間，奉天各處的胡匪，把百姓糟蹋的不得了，要不趁早地想出個正本清源的法子，老百姓的日子就沒有法子過啦。所以，我們就把懲治盜匪當作第一宗要緊的事。現(xiàn)在已經(jīng)吩咐各處地方官，陸軍啦，巡防啦，巡警啦，保衛(wèi)團啦，同心合力，剪草除根。無事的時節(jié)，自然是加意防備，有事的時節(jié)，就要他立時拿捕。不過我們的意見，不愿意拿我們自己的槍炮，毀我們自己的家人。你們?yōu)榉亲鞔醯娜耍�也�?yīng)當再思再想，人生在世，莊稼買賣，謀生的通路很多。只要能安分守己，也沒有餓死的道理，何苦犯一個殺身的大罪，再弄得大家伙兒不得安生。你們搶去了錢財，要逃往那(哪)里去呢？禍害旁人，又禍害自己，滿盤子算起來，亦沒有什么便宜的地方。況且年景不好，大家伙兒都幾乎靡有飯吃，你們怎就忍心得，還要搶掠，這真是天理人情所不能容的了。要叫我說，趁早的回頭改過，去惡向善。自看見此番告示后，只要有十家的連環(huán)保證，就可以既往不咎。若是執(zhí)迷不悟的，我們性子，你們是知道的，一定把你們治得個剪草除根。這些年來，都說大崇將軍最厲害，你看看我們比他何如？我們宗旨，既首在彌盜安民。所以視事以來頭一樣事情，就是從整頓巡警入手。因為巡警的餉糈(音：許)，都是民間直接所出的錢，若任他們徇私舞弊，庇賭啦，通匪啦，魚肉鄉(xiāng)民，欺負百姓啦，那不是叫你們大家出錢，反禍害你們嗎？所以務(wù)必整頓好了，讓民間出一名巡警的錢，就得一名巡警的用。將盜賊治理得干干凈凈的，方才算對得住老百姓呢。倘若是辦巡警的，鬧得亂七糟八，被我們訪查得實，或有人告發(fā)，一定把他嚴加懲辦，給你們泄泄忿氣，以為不能治盜安民者戒。”

　　經(jīng)濟是基礎(chǔ)，張作霖自然知道錢的重要。有了錢，如何理財，如何把錢用在刀刃上，又如何對得起奉天父老的血汗錢，張作霖在此說得明明白白：“第二樣要緊的事情，就是理財，理財兩個字，并沒有什么精微奧妙，總而言之，不過是兩句話，就是要一個錢有一個錢的來歷，化(花)一個錢有一個錢的用處，這才能叫個財政。你們納捐納稅，固然是義不容辭。不過，化(花)錢的人要隨便地揮霍起來，也是對不起你們的。我們奉天的財政，這幾年中，越發(fā)的雜亂無章，我沒有到任以前，早就而有所聞。所以，這些天的工夫，時時刻刻，要想一個整理的方法，得省一文便省一文。因為官家所化(花)的錢，就是老百姓所出的錢。只要那化(花)錢的省去一分的浮費，就是讓那出錢的人，留一分的氣力。將來化(花)錢的道兒，一天少一天，你們的擔負，自然也就一天輕一天了。我也是本鄉(xiāng)本土的人，與你們痛癢相關(guān)。但凡能想出一個法子來，教你們少出幾個錢，我是何樂不為呢？左五右六，我絕不能賺你們的錢。同你們要出來一文，就必定有一文的正用。這不是空口白話，我將來辦事的時候，自然有個水落石出的。”

　　張作霖一生善于運用權(quán)術(shù)，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用人之道，什么樣的人可用，怎樣的人得民心，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論：

　　“第三樣要辦的事情，就是察吏。各縣的地方官，都是民之父母，要是地方官不能得人，那地方上的事情是萬萬不能夠好的。我們奉天的各縣，算起來也有五十多處，那些個當知事的，也自然是人品不齊。據(jù)我所聞，這五十多位縣知事里頭，能夠稱職者甚多，但是辦理不善的，也是有的。不過，我方才到任，還要詳細考查。人品，是不是可靠；聲名，是不是平常：斷案，是不是公平；待民，是不是苛虐。等我調(diào)查的明確，自然有一個持平的辦法。我用人行政，向來是一秉大公，既沒有一個私人，也沒有一定的成見，只要是與你們有利無害，我是不怕嫌怨的呀。”

　　張作霖認為，治理匪患、整理財政和整頓吏制作為治理奉天的根本大計，這三個問題的解決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前提：

　　“我說這三樣的事情，不過是個大關(guān)節(jié)目。其實我們地方上，應(yīng)當辦理的事情，還有許多。不過我向來做事，最不喜歡花樣文章，能做一句，便說一句。這三樣事情，都是根本之計，要不從這根本的地方，著實的整頓起來，旁的事情，也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從這種地方做起，后來有了工夫再把所有的事情，全想出一個整頓的法子來，這才是我的希望呢。”

　　吸食鴉片在那個時代司空見慣，盡管張作霖本人也吸食鴉片，也在吞云吐霧間周旋于政客、朋友間，但他充分認識到鴉片對于個人、社會的危害：

　　“我們奉天，向來是土壯地肥，人心樸厚，可是這幾年中，已經(jīng)是大不如從前了。就拿著風俗說吧，這幾年中，我們奉天的風俗，也漸漸的學壞了。娼妓的數(shù)目，一天比一天多，賭博的風氣，一天比一天盛。如今鴉片煙，國家剛在那極力禁止，不知道什么緣故，又添上一種打嗎啡，真是無奇不有了。嗎啡這種東西，本是一種最烈性的毒藥，他那害人的力量，比從前那鴉片煙，還要利害許多，所以各國里頭算做一種厲禁。從前還是那些忌大煙的人，沒有恒心，拿這種嗎啡頂癮，已經(jīng)是可惡已極。你趕到了如今，好好的一個做苦力長工的，也甘心上了這種的當。要知道，人的身體，本是萬事的根本。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不能保家，焉能保國？我們奉天，左盤右算，就是這么幾個人。要是有一部分都弄成一個半死不活的樣子，請問我們這日子，還有一個過法嗎？我對于這種的事情，實在是萬分的痛恨，一定要想出法子來，讓他盡絕根株。我們同鄉(xiāng)父老，都有管教他們青年后輩的責任。遇見這種糊涂的人，務(wù)必要苦口勸告，教他們及早學好。要是不聽勸告的時節(jié)，盡管給衙門送信，我必定從重的懲治他們。一面我還是派人密查，誰犯了這種毛病，斷沒有輕拿輕放的道理。我的意思，要給我們同鄉(xiāng)父老求一個永久的幸福，像這種害群的東西，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雖然不懂貨幣理論，但張作霖把紙幣的作用和倒換的害處，都看得仔仔細細，說得淺顯易懂，入木三分：

　　“再要就這人心上說來，更有許多的地方，教人可惡可恨。就說這‘換現(xiàn)’一種事情吧，到如今，已經(jīng)變成一宗的買賣了。我還記得，我沒有到任的時候，那官銀號興業(yè)銀行里頭，終朝每日，必有幾個常川(串)換錢的人，動不動的，一個人就是好幾萬。我們這里的買賣，并沒有許多的大過碼兒。趕到仔細調(diào)查，敢情有一種的奸商利徒，希圖一點的小利，就把這大宗的紙幣，販賣給人家去了。無論那(哪)一國的市面，都沒有許多的現(xiàn)錢，要用這紙幣的幫助。所以，紙幣這種東西，本是極輕便極可靠的。就拿我們奉天市面說吧，不但我們自家的買賣，全仗著紙幣流通，就是與外國通商，也全仗著紙幣周轉(zhuǎn)。要是任意的擠兌起來，將來市面上周轉(zhuǎn)不靈，我們中國人固然是沒有買賣，就是外國人也就沒有買賣做啦。所以提起這種奸商利徒，不但是我們中國的罪人，也是各國的罪人。要維持我們市面，造成各國商業(yè)上的幸福，一定要把這種毛病澈(徹)底根清的免了去，再沒有別的辦法。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派人，四處搜查，專意打聽這種奸商。奉勸你們做這行生意的人，趁早改圖，要是不然的時節(jié)，我的皮(脾)氣體性，大概也是你們知道的，一旦讓我調(diào)查出來，可是后悔不及的了。”

　　出于維護民間基本秩序的考慮，張作霖是提倡民間自治的，但是如果有人借自治之名而行其他，張作霖也是不會手軟的：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近幾年來，國家講究民權(quán)，那民權(quán)二字的精神，全在自治。自治意思，也沒有什么難講，不過是一鄉(xiāng)里頭，大家伙兒自己弄的個和和氣氣，不用官家操心就是了。這幾年間，民間訴訟，日見其多，一個稀無要緊的事情，打起官司來，動不動就是個經(jīng)年累月。常言說的好，當中無好人，父子結(jié)完仇。要是一鄉(xiāng)里頭有一個明白事體的人，遇事出來調(diào)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做百姓的省去若干煩惱，就是官場里頭，也免去許多的麻煩。這種好人，提將起來，也沒有一個不敬重的。要是不然的時節(jié)，有點兒事情，就要跑到法庭上，我們這自治的事業(yè)，還有什么希望呢？從前的時節(jié)，無論什么地方，都有一般的刁生劣監(jiān)，惡霸土豪，攛掇是非，武斷鄉(xiāng)曲。你趕到近幾年間，借一個地方公益的名頭，更是大興其道了。不是斂財肥己，就是聚財抗捐。假一個團體的美名，因他們個人的私利，你也是鄉(xiāng)紳，我也是代表，今天想章程，明天化(花)錢財，弄到歸期，不過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遭殃罷了。這不是不能自治，先到(倒)自亂了嗎？奉勸爾等趁早洗心革面，做一些實在公益的事情，要是不然的時節(jié)，須知道，我們有保護地方治安的責任，這種害群之馬，是不能過而不問的呀。”

　　聚眾鬧事在鄉(xiāng)間很常見，張作霖提醒那些稀里糊涂的參加者，盲目地加入是“犯傻”的：

　　“這些年來，不但紳士把持，無利不起早，就是百姓，動不動的，就要聚眾抗官。成百成千的，攪成一團，起個名兒，叫做眾怒難犯，這真真更是惡習了。無論什么事情，盡可告狀子，據(jù)情形，請示辦法。但是有情有理的事情，當官的那(哪)能不給百姓做主？為何聽信一二為首之人的蠱惑，一味的盲從，糊里糊涂的，便跟他們鬧起來了？到歸終毫無益處，反到把事體鬧壞了。一經(jīng)拿辦，后悔也來不及了，豈不是傻嗎？奉勸你們，嗣后萬萬不可蹈此惡習啦。”

　　“總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時候，要把我們家鄉(xiāng)的事情，弄到好處，不過就是幾句話。一面把有利的事情，辦了出來，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規(guī)規(guī)矩矩的，不要胡鬧，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夠有點希望。所以，我在這立法之初的時候，把這些要緊的言語，老老實實向你們大家說，我們同鄉(xiāng)父老子弟，能夠體貼出來這種苦心，遇事再肯幫我的忙，這更是我們倆人的希望啦。”

　　別出心裁有原因

　　張作霖的白話告示，語言通俗易懂，讀來自然流暢，很有一種“嘮家常”的味道。張作霖用極盡口語化的白話文將自己的施政方針傳輸給奉天百姓，絕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來潮，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點，張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對于文言文語的生澀拗口能夠感同身受。張作霖一生讀書不多，自幼家境貧寒，無力就學，直到13歲時才在楊景鎮(zhèn)老先生的幫助下讀了三個月的私塾。他僅有的一點文化，也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chǔ)。不僅是張作霖本人，就是以張景惠、張作相、湯玉麟、孫烈臣、吳俊升為成員的早期奉系軍閥領(lǐng)導集團，整體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在這5人中，張作相曾讀過3年私塾，算是讀書最多者。湯玉麟讀過2年私塾，張景惠讀過2年私塾，孫烈臣讀過3個冬天私塾，而吳俊升連一天書也未曾讀過。張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們，能深刻體會想看卻看不明白的文言文語的苦處。

　　其次，源于自己的施政方針能深入人心，迅速貫徹下去。為官一方，作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軍政大權(quán)的張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當務(wù)之急。他知道，能夠“馬上打天下”，卻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積極網(wǎng)絡(luò)人才，將王永江、孫百斛、關(guān)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結(jié)于自己麾下。這些人不僅長于政治，善于理財，為初掌政權(quán)的張作霖出謀劃策，而且頗具文化功底，要想寫出一篇精彩的官樣文章可謂輕車熟路。但是，施政方針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貼近百姓，張作霖和他的智囊團們達成了共識：“子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語是不能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話來得直接、深入。

　　再次，張作霖的性格使然。張作霖出身貧寒，太多的生活磨難讓他在青少年時期就體味了人生的艱辛，形成了張作霖敢做敢為、敢闖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歡有一說一，直來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來做事，最不喜歡花樣文章，能做一句，便說一句。”告示中的許多話雖是大白話，卻也是大實話。官文中的繁文縟節(jié)，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歡的風格。也因為如此，在那個官樣文章做得中規(guī)中矩的時代，能發(fā)布這樣的白話文或許只有張作霖能做得出來。

　　官文口語化、大眾化的起源？

　　對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白話文是與胡適這個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至今，人們一提起五四運動，就會聯(lián)想到文學革命；一提起文學革命，就會聯(lián)想到白話文運動；一提起白話文運動，就會聯(lián)想到胡適和他的那篇《文學改良芻議》。胡適發(fā)起的白話文運動使我們擺脫了文言文的束縛，走進了“我手寫我口”的現(xiàn)代社會。

　　胡適提倡用白話文來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對仗句，對于白話，他的看法是：

　　一、白話的“白”是俗語“土白”的白，故白話即是俗話。

　　二、白話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話要“明白如話”。

　　三、白話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話便是干干凈凈沒有堆砌涂飾的話。

　　張作霖的白話文告示發(fā)表于1916年6月，它的語言和行文方式恰恰與胡適所提倡的“白話即是俗話”、白話要“明白如話”、“白話便是干干凈凈沒有堆砌涂飾的話”不謀而合。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fā)表于1917年1月，從時間上看，在運用白話文這一點上，張作霖走在了胡適的前面。

　　實際上，白話文在古代已有漫長的歷史，宋代已有話本，明清兩代也有部分白話小說，我們稱其為古白話。但無論是古白話還是近代胡適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它都是對于文學領(lǐng)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運用白話，把官文寫得如此大眾化、口語化，張作霖應(yīng)該是第一人。

　　張作霖是一位傳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滿著傳奇，這篇白話告示就是他人生中傳奇的一筆！

　　(注：告示原文無標點，為方便讀者，引文中的標點為作者所加)

　　（程亞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