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全球性大流感再度來襲，我們該如何應對？《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約翰·M·巴里著鐘揚等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橫掃世界的那次，作者多線索展開論述，展現了當年科學家在巨大壓力下顯示出的勇氣或怯懦、信仰、價值觀、研究態(tài)度和方法……

　　恐懼

　　在美國，戰(zhàn)爭的陰霾多少已經過去了，而流感仍在。

　　“即使發(fā)生過戰(zhàn)爭，”費城的蘇珊娜·特納回憶，“它不過是同我們擦肩而過，你知道……而另一方面……這惡性的疾病卻正站在門外。”

　　人們害怕并且痛恨這一惡疾，這個突兀地站在他們之間的東西。他們愿意不惜任何代價去鏟除它。北卡羅來納州戈德勃羅市的佟克回憶:“我們甚至害怕呼吸，劇院都關門了，所以你見不到任何聚集的人群……每一步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甚至連門都不敢出，不能和伙伴、同學、鄰居一起玩，不得不呆在家中，處處小心。人們嚇得不敢離開家半步，不敢和別人談話，就像在說，別把氣呼到我臉上，別看著我把氣呼到我臉上……你根本不知道一天天下來誰會是死亡名單上的下一個……真恐怖，人們死得太快了。”

　　佟克的父親開了一家商店，八個女店員已死了四個。“農民停止耕作，商人不再賣貨，這個國家停止運轉，屏息不動，每個人都在屏住呼吸。”他的叔叔本尼當時19歲，被征召入伍前一直與他同住，但本尼去布拉格堡基地報到時卻被遣送回來了，因為軍營不再征召任何新兵。佟克記得那時父母都不想讓他進屋，“本尼，我們不知道該拿你怎么辦。”他們說。他們還是讓他進屋了。“我們怕得要死，真的，怕得要死。”

　　華盛頓的薩爾多說:“它使人們疏遠……把你所有的社會生活都攪沒了，沒有社會生活，沒有校園生活，沒有教會生活，什么都沒有了……它完全破壞了所有家庭和整個社會的生活。人們不敢親吻別人，不敢與人共餐，不敢同人接觸，因為那些都可能讓人染上流感。它破壞了那些維系，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害怕的感覺縈繞著你，因為你會眼見身邊的很多人死去，被死亡團團包圍……每一天的拂曉時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日落西山。可能從早上開始到晚上睡覺這段時間內，所有家庭成員都死了——一家人無一幸免，而且這還不是偶然事件，鄰近街區(qū)常有這事發(fā)生，這實在是一種可怕的體驗。說它是瘟疫也無可厚非，它就是那樣的……你被隔離了，你所陷入的狀態(tài)，就是恐懼，它來勢迅猛……從早上一睜開眼到晚上睡覺，你就一直生活在一種持續(xù)的恐怖氛圍之中。”

　　亞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市規(guī)定握手是違法的。在肯塔基州佩里郡的山里，那里的人要么依靠挖煤為生，要么在那塊表層僅有十幾厘米厚土壤的地面上種地糊口。那里的人辛勤勞作，家庭關系非常緊密，男人和女人都很耿直，會為了尊嚴和榮譽去殺人。紅十字會分會主席求助時說:“在山上有數百名患者，我們卻接觸不到他們。”接觸不到是因為該郡幾乎沒有公路；旱季里本還有河床可以代路，但當河床有水時就無法通行了。而且，人們不是因為食物短缺而被餓死，而是因為健康的人出于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在遭難的家里，死人躺在那兒沒人管。”有人愿出100美元請醫(yī)生出來看一個小時的病，醫(yī)生也不愿來。

　　一位歷史學家多年之后走訪了馬薩諸塞州諾伍德當年的幸存者。一位在1918年還是個報童的男子記得，經理“讓我把錢放到桌上，噴了遍消毒水才拿起來”。另一名幸存者說:“沒有什么客人來訪，我們就自己呆著。”有人說:“一個警察，一個大塊頭的家伙……走到房子跟前，準備釘上一塊白色的大告示牌，牌上用紅字寫著流感，他們把它釘到了門上。”這塊告示牌令這家人被大家疏遠了。還有幸存者說:“我走在街上，以手掩目不敢多看，門上掛著綢布的人家實在太多了。”另一個人說:“非常可怕，不僅害怕自己也可能病倒，還有看著周圍的人死去時那種令人恐怖的感覺。”

　　科羅拉多州的莫紐門特和伊格納西奧頒布的禁令遠不止禁止所有的公共集會，還禁止顧客進出商店。商店仍然營業(yè)，但顧客必須在門口喊訂單，然后在外邊等商品。

　　一份美國紅十字會內部報告總結道:“對流感的擔心和恐慌，像中世紀黑死病的恐怖一樣，普遍發(fā)生在全國許多地區(qū)。”

　　費城的遭遇是全國的縮影。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斯塔爾駕車從家中到市中心，在長達20公里的路上卻連第二輛車都沒見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復著相同的經歷——死亡、恐懼、拒施援手，以及死一般的寂靜。

　　新西蘭威靈頓的霍利斯說:“我被派往亞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醫(yī)院，那是個禮堂……工作人員都是女性志愿者。”他們有60個床位。“我們那兒的死亡率真的是駭人聽聞——差不多每天12個吧——不久，那些女志愿者就不辭而別，再不露面……某個工作日的下午兩點，我站在威靈頓市中心，連個鬼影都看不到——沒有電車來往、沒有商店營業(yè)，路上只有一輛有篷貨車，車一側系著一塊白布，上面印著一個巨大的紅十字，用以充作救護車或靈車。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

　　這一幕天天上演，仿佛永無休止。

　　勇氣

　　一戰(zhàn)前，由韋爾奇引領的美國醫(yī)學革命已經高奏凱歌。那場革命從根本上轉變了美國醫(yī)學，醫(yī)學的教育、研究、技術以及執(zhí)業(yè)都經由科學篩選而得以促進。

　　美國具備優(yōu)秀科研能力的人始終就只有那么一點，他們彼此相識，并且?guī)缀醵寂c霍普金斯、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密歇根大學或哥倫比亞大學或多或少有些淵源。這群人很少，包括第一代的改革者如韋爾奇、沃恩、西奧博爾德等。然后就是他們的第一批學生。要到下一代、再下一代人，真正的研究者的數量才開始大規(guī)模增加，遍布全美。

　　聯結這些人的紐帶并不是友誼。不過，這些人也認識到，無論彼此有些怎樣的缺點，他們每個人都各有長處，非凡的長處。他們的工作非常出色，即使是個謬誤也能讓人們從中有新的發(fā)現、重要的發(fā)現、實質性的發(fā)現。

　　從疾病爆發(fā)的第一天起，所有這些科學家就開始在實驗室中狂熱地工作，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在只能孤注一擲的絕境下——這是他們所經歷過的最為絕望的境況，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放低接受證據的標準，懷著希望，積極對待。正如德烏納穆諾所說，人越感到絕望，就會有越多希冀。然而，無論研究活動有多狂熱，他們仍然不會亂作一團，總是從基礎扎實的假說開始展開。他們沒有因為奎寧和傷寒疫苗對瘧疾和傷寒有效就異想天開地希望它們能治愈流感，而去給流感患者服用奎寧或注射傷寒疫苗。

　　他們也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們已不再抱有幻想。盡管20世紀的前十幾年他們還自信地認為，科學的成就即便有限，最后也會大獲全勝。

　　但是，他們并未放棄。現在，這個科學兄弟會又開始了它的搜索，所花費的時間將出乎他們的意料。

　　迄今為止，每個實驗室都在獨立工作，相互之間很少溝通。研究者們不得不組織聚會，交流想法，分享實驗技術，討論尚未發(fā)表的發(fā)現或是那些有人認為不重要卻有可能啟發(fā)他人的東西。他們必須以某種方式湊在一起來取得對抗瘟疫的具體進展。他們必須從失敗的碎礫中篩選成功的線索。

　　1918年10月30日，隨著東海岸的流行病逐步減弱到可控制的程度，比格斯組織了一個由優(yōu)秀科學家組成的流感委員會。

　　與沃恩不同的是，比格斯表現出的是憤懣，宣稱他們的失敗“反映了公共衛(wèi)生管理工作及醫(yī)學科學所存在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導致我們落到今天這步田地”。他們眼看著大流感肆虐了數月，而公共衛(wèi)生官員和科學家卻毫無防范措施。“我們必須獲取目前為止或自茲日起六個月內能得到的所有科學資料，不能坐以待斃”。

　　他下定決心要提出這個問題并且解決它。

　　但這并非易事。甚至在第一次會議時，他們就遇到了問題。他們對這種疾病近乎一無所知。他們甚至對疾病本質都無法達成共識。疾病的病理學機制是一團亂麻，癥狀也同樣令人不解。

　　事已至此，科爾仍然還在揣度這種疾病到底是不是流感。

　　一名海軍的科學家觀察到，“在某些地方這種疾病的癥狀與鼠疫有相似之處”。

　　哈佛的一名研究人員則反駁了他們的觀察結果:“這就是同一種古老的疾病，而且特性毫無變化。”

　　但它確實變了，一直在變，從患者能很快康復的溫和型流感的病例變成了癥狀奇異的病例，那些癥狀從未在流感中出現過；從急性病毒性肺炎或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變成了繼發(fā)性感染造成的細菌性肺炎。所有這些情況一直在出現。科爾在霍普金斯的導師巴克記錄道:“不同地區(qū)的肺炎標本差別很大。德文斯的標本與巴爾的摩的全然不同，與其他幾個軍營的也不相同。不同地點的病理損傷差異很大。”

　　他們對疾病未能達成共識，便開始轉而討論可能的病原體。他們還是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甚至連個推測性的結論都沒有。研究者們已經發(fā)現菲佛的流感桿菌，這點沒錯，但科爾報告說，埃弗里發(fā)現洛克菲勒研究所內30%的健康人身上都有流感嗜血桿菌。這說明不了什么。由于流感流行，這種細菌現在隨處可見，而在非疫情流行時期出現才算異常。此外，如他們所知，許多健康人的口中也會攜帶肺炎雙球菌，但他們不會患上肺炎。在流感患者的肺內他們也發(fā)現了肺炎球菌、鏈球菌、葡萄球菌以及其他病原菌。

　　他們知之甚少，非常之少。他們所知的只是隔離會有效果。

　　但他們最后還是達成了共識。在采用何種方法、需要完成什么工作上取得了一致。只在這點上——事實上是在他們對此病多么無知這點上——達成了一致。

　　他們打算沿兩條路線進行:一是探究疾病的流行病學，二是在實驗室里追蹤線索。兩條戰(zhàn)線上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要撥開撲面而來的數據迷霧。

　　他們設計了精確的流行病學調查:將公共衛(wèi)生措施和死亡率進行關聯分析；在選定區(qū)域內進行縝密詳盡的研究，比如隔絕出小塊地區(qū)，便于他們了解每個流感患者發(fā)病前72小時的情況，記錄患者和未患病者詳細的個人歷史紀錄；尋找與其他疾病、早期流感侵襲及飲食之間的關聯。

　　這些流行病學研究將取得一個額外收獲，它將刺激和轉化醫(yī)學的另一個新興領域。1918年11月，美國公共衛(wèi)生協會創(chuàng)辦了一個流感大流行統(tǒng)計學研究委員會。

　　戈加斯曾有一個目標:使這次戰(zhàn)爭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場士兵陣亡人數大于病亡人數的戰(zhàn)爭。即便這次戰(zhàn)爭中每67名士兵中就有一人死于流感，他離成功也僅是一步之遙——將海軍陣亡人數及因流感而病亡的人數統(tǒng)計到總數中后，病亡人數還是超過了陣亡人數。

　　戈加斯擊退了大部分疾病。美國士兵幾乎完全避開了它的侵襲。

　　現在，有200萬人正在從歐洲返回的歸途中。戈加斯最終的舉措之一就是制定行動計劃以避免這次重蹈覆轍。在士兵們登船回家前實行七天的隔離，并在上船前進行除虱。這樣士兵們才不會攜帶疾病回國。

　　與此同時，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科學調查正在成形。

　　美國所有的大實驗室繼續(xù)聚焦于該疾病。陸軍肺炎委員會的每個成員回到民用研究之后，仍繼續(xù)研究流感。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為大學里的科學家提供資金，而且還資助著紐約市和聯邦政府，為帕克和威廉斯在紐約實驗室進行的研究以及麥科伊在公共衛(wèi)生部衛(wèi)生學實驗室進行的研究提供基金。

　　陸軍也“盡其所能去收集……能體現當前大流感所造成的肺部損傷的標本”，不僅從軍營，也從平民資源進行搜集。這些標本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將在3/4個世紀之后見分曉——陶本伯格將從其中提取出1918年的流感病毒，并且成功測出其基因組序列。

　　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科爾投入“所有人力”去攻克它。當布萊克上校在圣誕節(jié)造訪他在研究所的老同事時，他發(fā)現每個人都“為了研究流感全力以赴，用猴子和一切可用之物做著實驗”。

　　不久后，他就被流感完全纏住了。

　　慢慢地，經過幾個月的時間，一個知識體系開始形成。研究者們開始深入了解這場曾在全球咆哮并且仍在繼續(xù)郁積能量的大爆發(fā)。首先，他們確定了之前的猜測:秋季那場致命的流行是春季侵襲過的同一種疾病的第二波。他們得出此結論的根據是，那些經歷過春季流行的人對第二波來襲具備了充足的免疫力。陸軍有最完善的記錄。謝爾比軍營是從3月至秋季始終留在美國的唯一一個師的大本營。1918年4月，流感使26000人中的2000人病重到需要治療，而更多人可能有輕度或者癥狀不明顯的感染，所有26000人都接觸到了流感。夏天期間，11645名新兵入營。10月，流感“幾乎不碰”老兵，但是卻令一成的新兵病亡。

　　統(tǒng)計學也確認了每個醫(yī)生都已了解的情況。在平民人口中年輕人的死亡率也是出奇地高，令人生畏。老年人通常是最易感染流感的人群，卻在流感攻擊中挺了過來。這個現象全世界范圍都有出現。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一次早期的流行病非常溫和，沒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它與1918年的病毒非常相似，于是提供了保護。

　　在幾個城市中進行的挨家挨戶的調查也確認了一些事實:居住條件最為擁擠的人，染病的概率高于居住空間較大的人。看起來那些最早住院、待在病床上時間最久、并且得到最好照護的人在死亡率高的大環(huán)境下最能幸免于難。這些發(fā)現自然意味著窮人的死亡數要比富人高很多。

　　在實驗室中，迷霧依然濃厚，病原體還是未知。

　　流感的第二波曾突然在全世界爆發(fā)，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曾挑戰(zhàn)過這個問題。但隨著1919年過去，1920年接踵而至，隨著疾病向溫和轉變，這幾千個人一個一個開始退出。

　　幾百名研究者仍在探究這個問題。在他們中間，埃弗里將作出最具深遠影響力的發(fā)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