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以《辛德勒名單》為代表的一類影片是黑暗中的曙光的話，那么《南京！南京！》就是黑暗中的一道閃電，它可以照亮前行者的道路，也可以讓鬼魅現出原形。1937年冬天，日軍侵占南京城，所有惡劣的行徑被默許，有著兩千年歷史的古城頓時淪為人間地獄，30萬同胞慘遭殺戮。影片《南京！南京！》的創作者用嚴謹的創作態度再現了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類似紀錄片式的黑白影像傳遞出沉郁厚重的歷史質感：民眾被有計劃按步驟地成批虐殺、烤焦了的廢墟、隨處可見的尸體和恐懼的哀號，能同時看到彈道和落點的坦克炮擊、實打實的各種炸點，高仿真的道具和服飾……對創作者來說，盡可能在影像中呈現那個年代的真貌、營造黑云壓城的殘酷氣氛，是對歷史負責的第一步。

　　當然，《南京！南京！》創作者的抱負，不在于簡單地喚起人們對苦難的記憶。編導在思考，時隔72年后，如何將這段歷史的創傷表現得更加透徹？這是創作者要解決的難題，可以說，《南京！南京！》在這方面的努力，超越了以往所有同類題材的電影。觀眾從影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個民族是靠什么來抵擋并穿越苦難的！

　　《南京！南京！》的創作者是在用更開闊的視野，更全面深邃的眼光審視歷史。這是一個與以往的歷史敘述不同的視角，簡言之，是用宏觀、全面的視角替代片面、單一的表達。具體到影片中，創作者既表現了中國人遭受的苦難又不忽略勇士的抵抗；既看到侵略者的兇殘又看到戰爭本身對所有人的殺傷力。苦難與救贖、仇恨與撫慰、死亡與尊嚴，在對戰爭、人性進行深入的思索和剖析后，影片的立意也攀上了一個新的精神高度。

　　對人物性格復雜性的追求，是影片的一大亮點。這一點在唐先生和日本兵角川兩個人物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他們是《南京！南京！》人物群像塑造中突破最大的兩個人，體現了導演創新的勇氣和能力。唐先生作為拉貝先生的翻譯，本以為有拉貝的護翼，可以幸免于難，但在死神陰影逼近時，為了保全小家的安全，他出賣了躲藏在難民營中的士兵。即便如此，他的幻想也很快破滅，打擊接踵而來，小女兒被從高空擲下、美麗的小姨被凌辱致死，家庭的慘劇讓他幡然醒悟，心中的民族情感開始蘇醒，他選擇用血肉之軀迎接侵略者的子彈。導演不是臉譜化地表現這個小人物，而是對唐先生面對死亡的血性和坦然，也抱以尊重。其實，正是那個“污點”的存在，更讓人感到戰爭對人性的戕害。日本兵角川引發的爭議較大，批評者認為這個形象沒有典型性，導演花在他身上的筆墨是“美化日本兵”。確實，在以往中國銀幕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日本兵，過去的日本兵就是在“惡魔”和“蠢貨”之間搖擺，這難免給人留下簡單化處理的印象。作為一個藝術形象，《南京！南京！》中角川的塑造是成功的，因為他的性格發展、行為動作是符合邏輯的，不是突兀和懸空的。角川畢業于教會學校，敏感、多思，但戰爭楞是將這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變成了殺人機器。在經歷了巷戰的恐懼、大規模殺戮，百合子被蹂躪致死后，特別是天使般美麗的姜老師為了保持自己的圣潔之身，要求他開槍時的堅強面容，擊打著他的靈魂。良心未泯的角川在放走兩個中國人后，選擇了自我毀滅，這個形象在藝術上是完整的，有說服力的，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普通人對侵華戰爭的反省，也深刻揭示了戰爭給加害者帶來的異化和痛苦。如果要讓世界認真思考南京大屠殺事件，把日本兵當作“人”來描述，效果才會更明顯。此外，一群面目或邪惡、或善良、或圣潔的人物在歷史的塵埃中浮現：“德國好人”拉貝、從“商女不知亡國恨”的青樓女子，到證明了自己靈魂一樣高貴的小江、如花般美麗和凄婉凋零的唐小妹、寄托著民族希望的的小豆子，包括那個軍國主義機器中“堅硬的螺絲”伊田，他們都從不同的立場凝視和承受著戰爭的傷痛。特別是導演能夠直面加害者人性的復雜性，體現出中國藝術家在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時的理性態度和自信。

　　《南京！南京！》是一朵惡之花，也是一首閃耀著人性光輝的神曲。毫無疑問，那是一段黑暗的時間，但電影給我們帶來的并不是一味的絕望，也有刺破云層的霞光。影片展現了棄城、抵抗、屠殺、安全區生活、搜捕、生還的全過程，影片對人間地獄的描述是驚心動魄的，人的殘忍、作孽、背叛、瘋狂，人性中的惡暴露無遺。但就是在這樣的暗夜里，導演仍然不放棄對光亮的追逐：陸劍雄像鋼鐵般堅硬的意志；被狂風吹刮仍向上伸展，如蘆葦般柔弱和韌性的小江；用自己的行動最好地詮釋了生命的尊嚴與莊嚴的姜老師；而原野上小豆子燦爛的笑容，帶給人們的是希望之光……在這生死之地，在戰爭機器的碾壓下，仍然有人性的地火在蔓延，勇氣、力量、犧牲、希望，堅強的中國人以他們的鮮血和意志為薪，維護著這一脈地火。

　　同時，《南京！南京！》也是一部構思精巧的作品。敘事上是通過主人公的一次次“離去”來結構影片的。陸劍雄率領彈盡糧絕的士兵，勇敢地走向死亡；為了孩子和老人們能夠熬過嚴冬，是妓女小江舉起手，率先走向凌辱之地；唐先生把生的希望留給妻子和拉貝的隨從，自己微笑著向死神報到；姜老師用她羸弱的身子救回一個個生命后，步入天堂；角川把兩名中國幸存者送出南京城，舉槍自殺，向黑暗的生活決絕，他這一槍既是對戰爭的控訴，也是人性的復歸。像《南京！南京！》這樣既要有大屠殺場面的還原、歷史線索的鋪排，又要有人物刻畫的影片，傳統電影組織故事的方式已不適用。如果以單個人的視角來講述，那影片的格局就會顯得小；如果光展現事件，那就無法進入人的靈魂層面。怎樣從“故事走向生命，從事件走向人性”，創作者必須找到一種全新的結構方式，陸川做到了，現在的敘事方式更像是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卷軸畫，隨著畫幅的徐徐展開，上一段落的人物完成了他的使命，然后把敘事任務傳遞給下一波人物，這樣既保持劇情的連貫性，又在有限的篇幅里盡最大可能地展現了歷史的容量，而且每一個段落之間保持著有機的聯系。在主人公不斷的離去和留下的選擇中，編導也巧妙地搭起了影片的結構大梁。

　　在經歷一次對中國民族形象的全新書寫后，《南京！南京！》也完成了一次中國電影的涅槃！拍攝《南京！南京！》并不是要激起仇恨，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銘記創痛，更渴望和全人類一道去追尋美好的明天，在一個和平、健康、進步的社會中，昂首前行！

　　(作者: 陸紹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