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這一由河北企業家孫大午創辦的民間組織,經過文獻研究和實地考察,初步認為徐水釜山很可能就是黃帝“合符釜山”之地。

　　這一由民間學術團體研究的成果,吸引了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文彬、曾任“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的李伯謙教授等一批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文物專家的關注。不久前,專家們專門就此項研究進行座談,并引出有關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如何廣泛吸收民間力量參與、古代文明研究如何接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的話題。

　　歷史迷霧中的“合符釜山”

　　“合符釜山”源自《史記》的有關記載。司馬遷在《史記》全書第一篇《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曾“合符釜山”。據歷史學家介紹,符又稱符節、符信,多以竹、木、獸皮、玉、骨等為材料,制成后一分為二,供持有者雙方相互印證,也就是“合符”。“合符”是我國流傳久遠的一項合盟信物制度,在文字發明之前常用于重大政治、行政、慶典、軍事等活動。釜山是黃帝與各部族代表合符之地,即統一符契、共同結盟的地方。此后,華夏民族大小部落聯合于黃帝麾下,開創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文彬說,“合符釜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自此古代部落形成部落聯盟,走向了民族的融合、統一,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作用。

　　也有專家認為,釜山是我國大統一的開端之地,是中華民族的發祥之源。

　　正因如此,確定釜山的具體位置,揭開歷史之謎,一直是眾多專家學者和民間力量努力的方向。

　　可是《史記》記載的“合符釜山”到底在哪里?多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史籍中記錄的釜山有多處,包括:河南靈寶的“釜山”,山西高平的“釜山”,河北涿鹿的“釜山”，淶水的“釜山”和徐水的“釜山”。

　　徐水釜山的模糊歷史投影

　　幾年來,孫大午和他的團隊經過查閱歷史文獻典籍、開展實地調查,并邀請專家座談論證,初步認為《史記》記載的黃帝“合符釜山”很可能發生于徐水釜山。2008年10月,為深化研究,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正式成立,并編撰了《炎黃之始釜山考》一書。這本書從山有其形、地有其名、史有所載、物有所證、民有所誦等諸多方面論證徐水釜山為合符之地。

　　徐水釜山是位于太行山東麓的一座孤山,在徐水縣城西北22.5公里處,因山形如一口倒扣的鍋而得名。史料中對徐水釜山有不少記載。《資治通鑒》注明,黃帝合符釜山為武遂(徐水遂城舊稱)之釜山。徐水舊時又稱安肅,據清《安肅縣志》、民國《徐水縣新志》載,軒轅黃帝曾巡方問俗,誅蚩尤于涿鹿之野,登釜山會諸侯,合符示信于徐水。

　　徐水縣境內發現的多達46處的古文化遺存,也在一定程度為合符釜山發生于此提供了佐證。

　　1986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李伯謙帶領考古隊在徐水釜山正東的南莊頭遺址發現了大批文物,有石磨盤、石磨棒、骨錐、骨針和少量的夾砂深灰陶、夾砂紅褐陶片、石片。“發現的第一塊陶片的時候,我不記得那一天是幾號,但是我知道是十點十五分。”回憶起20年前的情景,年過七旬的李伯謙依然很激動:“那時候的興奮簡直是難以言表,因為那是當時我們華北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一塊陶片。”

　　經過測定,南莊頭遺址是我國北方地區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10500年—9700年左右。

　　在徐水釜山周邊還發現了文村、金家墳、遂城、瀑河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遺址,屬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距今有5000年的歷史,大致相當于黃帝時代。在這些遺址中發現的陶釜、陶盆、陶缽以及三足陶鬲等器具,展示出了一個從炎黃時代歷經夏商周直至春秋戰國長達數千年的演進過程。

　　此外,在徐水縣還長期流傳著大量有關黃帝的民間傳說,如釜山山頂以及山頂附近的黃帝合符臺、軒轅黃帝廟、黃帝崖等等,都隱現著模糊的歷史投影。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應廣泛吸收民間力量

　　盡管有歷史記載、考古發現和民間傳說為證,專家們依然對民間學術團體的這一研究成果持審慎態度,認為“合符釜山”的位置需要進一步考證。

　　張文彬認為,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首先要集中力量對歷史典籍和文獻作深入研究、整理和分析。“不要太注重清人的記載,它只能作為你的參考,這種記載越向前,價值越大,所以要找唐前,漢前后,再往前的這種歷史典籍記載,把它進行完整的梳理。”張文彬還建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應該重視徐水地區,進一步做些考古的工作。“它不可能就是這么一塊,它的周圍肯定還有很多重要的東西有待我們去發現。我想有朝一日釜山之謎是可以揭開的。”

　　不過,作為民間力量參與古文化研究的一次嘗試,徐水釜山文化研究會的工作還是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認可。

　　“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要采取不同的途徑,一方面是要靠學者們的研究,一方面也要靠社會各界有興趣的人來研究。”現任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伯謙目前正在主持“中華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他也是孫大午團隊的顧問。李伯謙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要弘揚炎黃精神、發揚炎黃文化,后一種研究更重要。“因為它聯系著社會的各個方面。研究會要收集、整理、保護民間傳說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古部門要清理好建筑遺址,互相配合,并行不悖地把研究做下去。”

　　民間的推動產生了良好效果。徐水縣委縣政府非常重視,并將釜山文化研究作為徐水縣的一件大事,積極做好相關文物遺址的保護、管理和利用工作。釜山遺址也已被列入徐水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張文彬坦言:“現在這么多地方都講自己是釜山,但是作為國家文物部門、文化部門不可能拿出更多的力量來投入,還要靠各地黨委、政府和民間力量來推動,結合學術界專家來參與。”

　　張文彬認為,在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應當廣泛吸取民間的力量,而且民間企業家能和科學家、能和學術界緊密結合起來,也說明文化學術研究力量正在壯大。“釜山文化的研究,就是專家學者走出象牙塔同民間力量相結合所產生的一種力量。”

　　古代文明研究接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

　　一直以來,流傳千年的各種神化傳說在學術研究中頗受爭議。事實上,中華文明起源之初,同其他民族一樣都有自己的神話時代、傳說時代,因為當時沒有文字記載,只能一代一代口耳相傳。

　　張文彬明確指出,對待神話和“合符釜山”這種重在傳說的歷史,不能采取過去那種民族虛無主義的態度,也不能完全肯定。“對傳說,對于歷史的謎團,要靠我們有意識地用科學的態度來研究。”

　　更重要的是,《史記》的可信度很高。無論是安陽殷墟的考古挖掘,還是陜西天馬遺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銘文,都和《史記》的相關記載基本相符。“這也說明司馬遷確實是嚴謹治學的,合符釜山這個課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下去。”張文彬說。

　　而在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副院長程光泉看來,釜山文化研究還有更大的意義,就是接續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

　　程光泉表示,“現在國際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說民族其實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他進一步解釋說,“這個想象并不是虛構,而是基于一種社會事實。這個社會事實實際上就是民族的認同,包括心理的認同和語言上的認同。”

　　程光泉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如果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歷史脈絡和特點,就會被時代淹沒,“要想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續我們的民族記憶。”而現實的情況是,想在短期內通過考古把五千年到三千年這段歷史固定下來,難度極大。因此搜集、整理在這個時段內所流傳下來的神化傳說等民族記憶,對于中華民族今天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像這樣的記憶,隨著現代社會的變遷,有些會中斷,有些甚至會消失,這對一個民族是很可怕的。”程光泉提醒,“這就需要更多釜山文化研究這樣的工作,接續我們的民族記憶,使中華民族在認同氛圍極重的今天,進一步確立起在世界民族之林當中的地位。”(袁祥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