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實主義為創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官場小說”近年來逐漸成為文壇“大熱門”，陸天明、楊少衡、肖仁福等作家可謂此中翹楚。近日，他們分別推出“官場”新作并接受了記者專訪。對于“官場小說”走俏的看法，他們異口同聲地指出：“‘官場小說’要是沒人看，那才好呢！”

　　“官場小說”已成熱點

　　不知從何時起，市場上悄然出現了一種以描寫官場生涯或政府官員日常工作生活的小說，且以雨后春筍之勢迅速增長，各大書店也為此類小說辟出專柜。這類被歸為“當代文學”的作品在坊間自有其專用別名，謂之“官場小說”。《駐京辦主任》、《省府大院》、《市長秘書》、《黨校同學》等小說都是近年來銷量和網上點擊率不俗的“官場”作品。

　　曾經創作過《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等膾炙人口的“官場小說”的著名作家陸天明，創作過《官運》、《位置》的肖仁福以及福建省文聯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協會主席楊少衡可謂是“官場小說”創作的代表作家。近日，這三位“官場老手”帶著各自的新作，齊齊亮相濟南全國書博會，為廣大熱愛“官場小說”的讀者簽售。

　　陸天明的新作《命運》是一部被評價為“為官者必讀，經商者必讀，修史者必讀”的書。陸天明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句話：“中國的命運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并稱這是“舉畢生之功力完成的”，在完成這部60萬字的作品后，陸天明連續高燒不退，險些虛脫。據介紹，《命運》突破了當代現實題材小說的“規定”，虛構了國家領導人的活動，但卻以真實的城市——深圳去承載當代官場百態。這一寫作手法可謂打破了以往“官場小說”的“禁例”，對此，陸天明指出：“中國作家不要因為沒有先例就不去做。”

　　肖仁福歷時5年創作出了長達三冊的《仕途》。對于“官場小說”的定義，他指出，《三國演義》也可以說是“官場小說”，“‘官場小說’不僅僅是編故事，而要寫細節，這樣才會真實，并通過‘官場小說’的反映，對當前的機制多做思考”。

　　不必刻意回避“官場”現實

　　楊少衡此番帶來兩部新作，一部講述黨校學生之間情感與生活的小說《黨校同學》，另一部為講述新老鄉村干部、展現村官選舉的長篇小說《村選》，在日前的首發現場兩部作品都受到了讀者追捧。但相比而言，題材上，《黨校同學》的視角落在了其他“官場小說”沒有涉及到的范圍內，可以說是“半官場小說”，但更可以說是“全官場小說”，“它講的是黨校同學之間的情誼以及他們日后在工作崗位上互相監督的事”，楊少衡說，“黨校是個特殊的地方，所有機關工作人員都要經過黨校學習才能走上工作崗位。因此，黨校是一個集中提高他們知識和能力地方。書里的黨校同學們在兩年的朝夕相處下，彼此間產生情誼，使得他們在日后的工作中互相監督。”

　　互相監督是不是同時也意味著有“官官相護”的可能？在寫這樣的情節時，是否會帶有個人情緒的抒發憤懣？對此，楊少衡坦言，官場中“官官相護”的現象確實存在，“這是現實，我們不必去回避它。我的小說中也寫到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官場小說’必須要反映現實，但這不是我的主要視角。我想寫的還是他們彼此間的監督，并且由此產生的意義。還有例如我寫的《村選》，在現實中，各地的村選都很復雜，比如有宗族現象。但我寫它的最終目的是希望通過它的不足來完善體制、完善我們的民主訓練，使人民的權益得到公平分配”。

　　把“官”當作“人”來寫

　　“官場小說”主角自然是“官”。放眼望去，一部“官場小說”里往往“滿眼皆官”。既然恰如楊少衡所說，大部分讀者并不熟悉官場生涯，那么如何創作“官場小說”才能讓讀者覺得“親近”呢？對此，楊少衡明確指出：“我寫的是人。”

　　記者好奇《黨校同學》這樣一部小說中主人公的身份除了同學之外，是不是還有“黨派”的嫌疑？古有黨爭之斗，這樣的官場現象會不會在小說中有所體現？楊少衡告訴記者，黨爭的現象現今肯定還是存在的，但他依然強調小說的重點不在于此。至于官場中的“黨派現象”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楊少衡表示，利弊都是可以權衡的，“消極的一面現實中肯定存在，比如產生利益集團，但‘黨派現象’不是‘黨爭之斗’，我希望在‘官場小說’中所表現的是它的積極意義，寫正直的人、寫為民做主的清官”。楊少衡還特別指出，“官場小說”不能一味地靠披露內幕來吸引讀者，否則的話，“難免會產生消極情緒”。

　　有不少慕名參加簽售會的讀者也紛紛表示，如果“官場小說”只是一味地抒發不滿、憤懣的情緒，他們未必喜歡看，“我們還是希望看到寫得比較真實、細膩、客觀的‘官場小說’”。對于讀者的這番表態，楊少衡說：“大部分讀者并不熟悉官場或機關生活，他們只能通過讀‘官場小說’來了解，‘官場小說’就應提供給他們一個真實的‘官場’。”

　　“官場老手”希望沒讀者

　　“官場小說”的勢頭已越來越好，記者在不少知名網站上都搜索到了專為“官場小說”開辟的頁面，頁面上的大標題或是“中國仕途小說館”、“官場小說大全”，或是“官場中人必讀的官場小說”。面對走俏的市場，“官場小說”創作者們是否會“乘勝追擊”呢？令人意外的是，肖仁福和楊少衡竟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反而希望讀“官場小說”的人越來越少。肖仁福指出，“官場小說”自然要對官場有所體現和反映，“有人寫‘官場小說’，有人讀‘官場小說’，說明官場的體制還需要改善，我們必須抱著改善的想法來寫、來讀。如果有一天，讀‘官場小說’的人越來越少了，甚至沒有人看它了，那才好！就間接說明官場的體制越來越完善了”。

　　除了小說外，涉及官場的反腐倡廉的影視劇也應運而生，緊接著，影視劇又殺個“回馬槍”，不少影視劇本被重新改寫成小說，出版上市，謂之“影視小說”。無論是“原小說”也好，“影視小說”也罷，都在書店里被琳瑯滿目地羅列著，并以觸目驚心的封面和書名令不少讀者駐足翻閱，而打的所謂“揭露內幕”的旗號更成為銷量保證、吸金法寶。對此現象，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小說界》雜志主編魏心宏告訴記者，現在有很多編劇在電視劇還沒播出之前就找到出版社，要求把劇本改寫成小說出版，但他也斬釘截鐵地說道：“成功的案例幾乎沒有。”

　　他對此進一步解釋道：“有些小說很火，改編成電視劇后更火；有些是小說原本不火，由于電視劇的播出才帶動了小說的銷售量和知名度。但說實話，根據電視劇改寫回來的小說能火起來的幾乎沒有。”

　　【記者手記】

　　“官場小說”

　　不應是政治小說

　　倘若要為“官場小說”追根溯源，風行于晚清的譴責小說縱不是濫觴，也是一大分支。《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甚至清中期的《聊齋志異》都可算作是古典小說版的“官場小說”。寫官場而帶譴責，要噴薄的自然是潔身自好卻遭排擠的憤懣，李伯元、蒲松齡，無一不是這樣的郁郁之情。然而，他們手握的到底是一支如椽大筆，既然不能躋身官場，倒不如客觀審視官場，即便當時當權者把握著話語權，也可以經由“小說”這樣一個“大比喻”，影射客觀現象。

　　這說的是“官場小說”作者所該持有的創作態度——冷靜、客觀，而這樣的創作態度又完全取決于創作的出發點——反映現實以糾正偏差。說白了，就是別把個人的不得志怪罪在所謂的“萬馬齊喑”上，并通過揭露所謂的“內幕”填補心中郁悶的丘壑，而是應該在高屋建瓴地審視過全局后，作出客觀的判斷，提出客觀的糾正方法。打個比方來說，倘若官場是架機器，我們應該對它偶有的錯誤進行規正，以提醒保證正常的運轉。

　　至于把某些“官場小說”上升到“政治小說”的高度，首先不存在此必要，其次，即便聲稱其為“政治小說”，它的政治性又體現在哪里？無非是在長篇累牘的小說中教讀者身在俗世該怎樣明哲保身，棱角再分明也早晚被磨平。于是，讀者明白了，官場就是個深淵，卻仍然有人為了深淵里的名利奮不顧身，即便志在兩袖清風，也得建立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前提下——這樣的“官場小說”，究竟教會我們的是什么？堪虞矣！

　　“官場小說”也是小說，其存在的本意在于用文學反映現實，然而，漸漸地，我們關注著其中反映的現實，卻離它的文學性越來越遠。何況，不少“官場小說”以揭露內幕為名，其反映的究竟是“客觀現實”還是“個人主觀的現實”？在“官場小說”的文壇上，最叫人害怕的便在于此，任由其發展下去，也許會是“文學官場”上的“萬馬齊喑時代”。新報記者|茅中元|實習生|徐雯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