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頤仙翁的“百歲模式”

　　吳真

　　近來關于某百歲老人的年齡造假問題，本來無關學術，無奈治學之余屢見“自言百歲”的仙人道士，茲舉一二，可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又一注腳。

　　《釋名》說“老而不死曰仙”，中國道教的終極目的就是成仙，修道之人如隱士、道士，在宗教實踐上以長生不老為目標，民間也有長壽即道行的說法。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文學作品中的有道之士個個都在百歲之上。彭祖號稱八百歲，陳摶老祖也在二百歲以上。唐玄宗時期的道教領袖如葉法善和司馬承禎，如果按照官方《舊唐書》的說法，分別是107歲和88歲，此二人雖然年少成名、壯年即已官居高位，但政府工作人員履歷不好做假，因此在民間傳說中，還不如同時期的“長壽”道士張果著名。

　　道士張果，新舊《唐書》均有傳記，武則天時期隱居山西，號稱有長生秘術，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奉詔進京，玄宗曾“親訪理道及神仙藥餌之事”。據(jù)《太平廣記》卷30引唐人小說《明皇雜錄》等，張果自稱數(shù)百歲，而唐代的戶籍一般不編錄隱士、道士這些方外之士，玄宗沒法核查，于是向國師葉法善詢問張果來歷。葉法善斷言張果是“混沌初分時一白蝙蝠精”，言畢跌地而亡，后經(jīng)玄宗求情，張果才許他還陽。按唐代官方史料，葉法善逝世于公元720年，為了襯托張果的神通，《太平廣記》不惜讓葉氏于733年活轉過來，就為了給張果當回“托”。

　　《太平廣記》還記載另一事：玄宗欲宰殺獵獲的大鹿，張果制止說，此為仙鹿，已滿千歲，不應宰殺，證據(jù)是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張果曾隨駕上林苑狩獵，當時武帝也曾在他的勸說下放生此鹿，且有鹿頭左角下所系小銅牌為標志。玄宗查驗，果得銅牌，這才知道眼前的老道張果已經(jīng)穿越了852年的時光。

　　張果對于自己年齡的說法頗與時俱進，后來更稱自己乃上古“堯時丙子年生”。唐玄宗半信半疑，又命皇家內(nèi)道場之中最擅推算夭壽善惡的道士邢和璞給張果算算。邢道士使出看家本領，竹籌搬來搬去直至“意渴神沮”，就是懵然不知張果的甲子。

　　玄宗三試張果，張果證明年齡的技術無非是自言、人證(最好是死無對證的名人)和物證，而可能落下把柄的說法則一律不提，《新唐書》一針見血地指出張果乃“晦鄉(xiāng)里世系以自神”。張果這一套“自神”邏輯倒是被今人很好地繼承了下來，在民間很受歡迎，以至最終名列中國最受歡迎的神仙組合——八仙，并且以“老”為名字后綴，可見民間對于張果“老”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說到自言百歲，還有更典型的例子——八仙中的另一名人呂洞賓。近30年從海外漢學到海內(nèi)國學，關于呂洞賓的研究汗牛充棟，結論基本一致：呂洞賓應是生活在北宋宋太宗、真宗時期。那么后世道教鐘呂金丹道和民間傳說中的唐代道士呂洞賓是怎么來的呢？據(jù)與呂洞賓同時代的楊億在《楊文公談苑》中透露，也是呂洞賓自己放的話。呂洞賓拜見高官張洎，“自言呂渭之后，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于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呂渭是唐德宗時禮部侍郎，呂洞賓自稱是呂渭四子呂讓(793-855年)的后人，一下就從江湖術士躋身世家子弟了。楊億在引用呂洞賓自敘之后，又說“讓所任官，《唐書》不載”。言下之意，呂道士您自稱先輩呂讓曾任海州刺史，可是我們翻遍《唐書》怎么就找不著呢？

　　到了宋真宗時期，成書于1016年的《國史》對呂洞賓的說法進一步明晰起來：“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余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這不禁讓我們想起趙缺先生對當代仙翁文懷沙老人的描述：“凡是見過文懷沙先生的人，都不會相信他出生于清朝宣統(tǒng)元年，是一位跨越三大時代的期頤老翁。文老臉色紅潤，肌膚潤滑，步履矯健，精力充沛，與人交談時反應敏捷，往往令對方應接不暇。”

　　據(jù)說呂洞賓有一位老師，最受宋人推崇的道士陳摶老祖(？-989)。宋太宗召見陳摶時，“摶居華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歲”，《宋史·陳摶傳》也稱呂“皆數(shù)來摶齋中”。按照當下文仙翁的邏輯，呂洞賓“曾經(jīng)有一個很闊的老師，聽過這個老師的課”，是陳摶的“私淑”“受業(yè)”弟子。

　　文仙翁的一位景仰者曾說：“在文老的學生中，有著范曾這樣的國畫大師、王立平這樣的作曲名家、任步武這樣的書法高手……這些聲名顯赫的人物，都曾拜入燕堂門下，接受文懷沙先生的教誨。假使中國當代的教員，無論是中學的、大學的，還是研究院的，有十分之一能達到文懷沙的水平，我想，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肯定是指日可待了！”追蹤呂洞賓的成名史，我們發(fā)現(xiàn)，還在呂洞賓生活的宋太宗時期，就已經(jīng)有許多學生借其仙名出外謀生了。《洛陽縉紳舊聞記》記載某地方軍長官田重進晚年好道，雇傭自稱呂洞賓學生的張花項燒煉金丹，夾注曰：“時人皆知呂洞賓為神仙，故張花項言見之。”北宋慶歷間，呂洞賓和弟子們的傳說日益豐富。南宋初年《默記》記載，1048年河北有一術士李教參與了王則叛亂，這位李教竟然在妓院壁上大書“呂洞賓李教同游”，李教畏罪自殺后，朝廷“獨令捕呂洞賓，其久乃知其寓托，無其人，乃已”。可見當時借呂洞賓聲名招搖于世的不在少數(shù)，等到朝廷一追究，就只剩下早已辭世的呂洞賓擔著罪名。那些把文懷沙推上神壇的“學生們”，也曾吃香喝辣，待到李輝檄文一出，只剩了老先生自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此哀言也，無勞辨析。

　　“呂洞賓是唐代人”的說法就像一個雪球，越滾越大，最終滾向終點——黃粱夢的主角。唐人小說《枕中記》描述開元年間盧生晝寢，一位自稱“呂翁”的老頭授一青瓷枕，乃作“黃粱一夢”。“呂翁”在晚唐到北宋初年還只是個符號，到北宋末年，社會上開始有道士假托呂洞賓，到處題詩，借黃粱夢故事點化世人。呂洞賓搖身一變，取代了面目模糊的呂翁。

　　在呂洞賓傳說塵囂之時，亦有一名“李輝”，撰文大加辯駁。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在《呂洞賓唐末人》下案語說：“此之呂翁非洞賓也。”呂翁早在唐開元年間就已度化盧生，此后一百多年，才有呂渭，而呂洞賓又自稱是呂渭后人，他又如何穿越時空度盧生？心有不甘者也可能會拿“開元”是“開成”(836-840)的筆誤來說事兒，吳曾也一并辯駁曰“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

　　戳穿皇帝新衣者，自古及今大概都不招人喜歡。吳曾的辯駁并沒有影響到呂洞賓與呂翁之間二位一體的關系，明代湯顯祖的《邯鄲夢》一出，呂洞賓作為“夢與人生”的宗教導師地位遂得以定格。金元時期隨著全真教的興起，呂洞賓更被塑造為經(jīng)典大師和高產(chǎn)詩人，署名呂洞賓撰的丹經(jīng)、詩詞和民間文本不計其數(shù)，清人《全唐詩》收其252首詩、30首詞。據(jù)文懷沙老人自稱“堪留贈后賢及我不認識之子孫，已公開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經(jīng)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大師一過手，一億四千萬言即成文氏精神遺產(chǎn)，大概呂洞賓“點石成金”的仙術也學會幾招了。

　　特定的故事，是特定時代的產(chǎn)物。張果所在的唐玄宗時期與呂洞賓所在的北宋時期，朝野上下彌漫著奉道求仙的風氣，在此風氣之下，自然需要有些成功人士要作為“神仙”而存在。明乎此，則不難理解為什么這樣的“國學大師”會出現(xiàn)在這樣的“國學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