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談“五四運動”

　　梁啟超在1925年5月4日《晨報副刊》“五四運動紀念號”發表的《學生的政治運動》一文中說：“五四”這個名詞，不惟一般社會漸漸忘記，只怕學生界本身對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事實也正是這樣的。從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間，《晨報副刊》每年的“五四紀念日”或發表“紀念專號”，或發表多篇紀念文章，雖說褒貶不一，但都在營造“紀念”的氛圍。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報副刊》就只發了主編瞿菊農的一篇短文《談自由》，“作為五四運動的一番紀念”。而所謂的“紀念”，也只是批評“學生運動”，要學生正確理解“自由”的含義，“不要救國適以害國，更不要放縱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們的淡忘和民國政府的壓制，1930年代“五四運動”一度成了“北大紀念日”，“除了北京大學依慣例還承認這個北大紀念日之外，全國的人都不注意這個日子了。”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葉圣陶長篇《倪煥之》第二十章就顯特別可貴，這一章專談“五四運動”，原載《教育雜志》第十九卷第九號，出版時間為1928年9月20日。經歷了“五四”落潮和1927年的“大變動”，葉圣陶這么真誠、全面、完整地解讀“五四”，著實凸顯出了他對社會輿論的不屈不從，視野宏闊，見識高遠。80多年過去了，葉圣陶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今天讀來依然感到格外親切。

　　“五四運動”猶如一聲信號，把沉睡著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驚醒了，起來擦著眼睛對自己審察一番。審察的結果，知道自己錮蔽得太深了，畏縮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歷練得太淺了……雖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見于當時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頭，但確然有一種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間流蕩著。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長育自己吧，鍛煉自己吧……差不多成為彼此默喻只不過沒有喊出來的口號。而“覺悟”這個詞兒，也就成為最繁用的了。

　　刊物是心與心的航線。當時一般青年感覺心里空虛，需要運載一些東西來容納進去，于是讀刊物；同時又感覺心里飽脹，仿佛有許多意思許多事情要向人家訴說，于是辦刊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稱里大概有一個“新”字，也可見一時人心的趨向了。

　　一切價值的重新估定，漸漸成為當時流行的觀念。對于學術思想，對于風俗習慣，對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們檢驗一下，重行排列它們的等第；而檢驗者就是覺悟青年的心。這好像是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的事，其實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們就覺得再沒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問甲等的是否真該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這常在人心經過了一陣震蕩之后。明明是向來寶貴的東西，何以按諸實際，竟一點兒也不見稀奇？明明是相傳有某種價值的東西，何以生活里撞見了它，竟成為不兌現的支票？疑問越多，震蕩越厲害；枝枝節節地討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檢驗一下吧。這才使既定的等第變更一番。而思想上的這種動態，通常就稱為“解放”。

　　被重新估定而貶損了價值的，要算往常號稱“國粹”的綱常禮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蠻性的遺留，無形的桎梏，可以范鑄成一個奴隸，一個順民，一個庸庸碌碌之輩，卻根本妨礙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讓那些東西包圍著，猶如魚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還有什么天地。現在，既已發見了“人”這個東西，趕快把妨礙作“人”的丟開了吧！連帶地，常常被用來作為擁護綱常禮教的工具的那些學問，那些書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衛道的老先生們翹起了胡須只是嘆氣，嘴里嘀咕著“洪水猛獸”等等古典的罵人話，但奈何不得青年們要求解放的精神。

　　西洋的學術思想一時成為新的嗜尚。在西洋，瘋狂的大戰新近停止，人心還在動蕩之中，對于本土的思想既然發生了疑問，便換換口味來探究東方思想。而在我們這個國土里，也正不滿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換點兒新鮮的口味，那當然光顧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學術，與其說是西洋的，不如說是世界的更見得妥當；因為它那種邏輯的組織，協同的鉆研，是應用科目來區分而不是應用洲別國別來區分的。天文學該說是哪一洲哪一國的呢？人類學又該說是哪一洲哪一國的呢？唯有包孕極繁富，組織欠精密，特別看重師承傳授的我國的學問，才加上國名而有“中國學”的名稱。稱為“中國學”，就是表示這一大堆的學術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歸入天文學人類學等等世界的學術里頭去的意思。待整理過后，該歸入天文學的歸入天文學了，該歸入人類學的歸入人類學了，逐一歸清，“中國學”不就等于零么？現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學術，可以說是要觀大全而不喜歡一偏，要尋系統而不細求枝節。他們想，“中國學”的研討與整理，自有一班國掌專家在。

　　從刊物上，從談論間，從書鋪的流水帳上，都可以看出哲學尤其風行。隨著“人”的發見，這是當然的現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詰一下，重新估定的評價能保沒有虛妄么？萬一有虛妄，立足點就此消失；這樣的人生豈是覺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學，哲學，他們要你作照徹玄秘，啟示究竟的明燈！

　　西洋文學也漸漸風行起來。大家購求原本或英文譯本來讀；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語體文從事翻譯，給沒有能力讀外國文的人讀。讀文學側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專作文學研究的比較少。因此，近代的東西特別受歡迎，較古的東西便少有人過問。近代文學里的近代意味與異域情調，滿足了青年的求知與嗜新兩種欲望。

　　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主義，所謂“德謨克拉西”，幾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國”，但實際政治所表現的，不是君師主義，便是宰割主義；從最高的所謂全國中樞以至類乎割據的地方政府，沒有不是輪替采用這兩種主義，來涂飾外表，榨取實利的。而民治主義所標榜，是權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這個“民”字，從理論上講，又當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內：這樣一種公平正大的主義，在久已厭惡不良政治的人看來，真是值得夢寐求之的東西。

　　各派的社會主義也像佳境勝區一樣，引起許多青年幽討的興趣。但不過是流連瞻仰而已，并沒有憑行動來創造一種新境界的野心，爭辯沖突的事情也就難得發生。相反兩派的主張往往發表在一種刊物上，信念不同的兩個人也會是很好的朋友，絕對不鬧一次架。

　　取一個題目而集會結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圍。其中也有關于行動的，那就是半工半讀的同志組合。“勞動”兩個字，這時候具有神圣的意義。自己動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鍋飯，好像做了圣賢工夫那樣愉快，因為曾經用自己的力量勞動了。從此類推，舉起鋤頭耕一塊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樂為的事；只因環境上不方便，真這樣做的非常少。

　　尊重體力勞動，自己處理一切生活，這近于托爾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時，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和無抵抗主義也被收受，作為立身處世的準繩。悲憫與寬容是一副眼鏡的兩片玻璃，具有這樣圣者風度的青年，也不是難得遇見的。

　　以上所說的一切，被包在一個共名之內，叫做“新思潮”。統稱這種新思潮的體和用，叫做“新文化運動”。“潮”的起點，“運動”的中心，是北京；沖蕩開來，散布開來，中部的成都、長沙、上海，南部的廣州，也呈顯浩蕩的壯觀，表現活躍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頑強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犧牲，務必達到萬流歸海的目的。他們要在“潮”里頭沐浴，要在“運動”中作親身參加的一員。

　　他們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們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時期決不遠。他們覺得他們的生命特別有意義；因為這樣認識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歷史上不曾有過。

　　(本文摘自葉圣陶長篇《倪煥之》第二十章，原載《教育雜志》第十九卷第九號，1928年9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