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往強國的轉型

　　在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著五四運動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把握好歷史方向感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實習生王楠楠

　　走進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的商務印書館主樓，張元濟、蔡元培、陳云、茅盾、王云五、鄭振鐸、葉圣陶等一批與該館有著歷史淵源的杰出人物的圖片映入眼簾，已有112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xiàn)代出版機構，曾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長久伏流時期，商務印書館曾經(jīng)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其以學制變革為契機，大規(guī)模組織出版中小學教科書以及各種輔助讀物；另一方面，又在“學問饑荒”的年代 組織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科學著作，普及傳播各種新知新學。在這個文化重鎮(zhèn)中，云集著眾多精英，其巨大的文化輻射能力，使新文化運動真正走向了社會。

　　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了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濤。他直言：“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開啟了中國社會基本制度的轉型，而‘五四’運動則帶來了人的思想意識的轉型，加快了中國人從臣民到公民的轉變，這正是中國歷史轉型的起點。”

　　在王濤看來，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現(xiàn)代中國，已到了歷史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著五四運動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把握好歷史的方向感。

　　歷史轉型進入了關鍵時期

　　“所謂歷史轉型，是指這段歷史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橫空出世，其之前和之后的是截然不同的歷史。轉型之后開啟的新歷史階段與此前的歷史相比較，其基本制度類型、民眾的思維方式、社會習俗甚至服飾等等都會發(fā)生具有本質意義的變化”，在王濤看來，中國的歷史轉型，其基本的歷史方向感，就是由愚昧走向文明，由專制走向民主，由落后走向進步。

　　談及五四運動之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他告訴本刊記者，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帝制，但直到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社會還不能說已經(jīng)進入歷史的轉型期。因為那時，中國人仍是臣民，推翻了清朝皇帝，卻還要找一個封建皇帝出來，所以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這樣的事件才會周而復始，接踵而至。歷史轉型，包括基本社會制度的轉型，但更重要的還是人的思想意識的轉型，即從臣民到公民的轉型。

　　而五四運動倡揚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正是人的思想開始轉型的一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其所弘揚的“科學”、“民主”的精神是中國數(shù)千年來人文學術武庫從未有過的。此前的洋務運動僅僅是器物上的革故，并未深入到精神和思想層面。而五四運動則給中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使中國真正開始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嬗變，從愚昧社會向文明社會提升，從古代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進步。因此，王濤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歷史節(jié)點。

　　五四運動時，人們在思想領域爆發(fā)出的活力，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新思想、新習俗的精神，是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中華民族應始終保持這種面對新知識、面對民主、面對科學如饑似渴的心態(tài)。

　　回顧五四運動以來的90年，王濤認為，在這90年中，真正能夠稱得上具有歷史轉型意義的歷史時段，是1978年至今的30年。反思過去的90年，中華民族在歷史轉型中走過彎路，也出現(xiàn)過重大曲折和倒退，如發(fā)生過內戰(zhàn)、內亂，從1957年到1976年曾陷入了長達20年的動亂和“亂動”。其原因正是因為喪失了五四人對科學、民主和進步的那種執(zhí)著和虔誠。

　　而改革開放30年來則繼承和發(fā)揚了五四精神，這30年間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已經(jīng)呈現(xiàn)進入了歷史轉型期的“端倪”。

　　用“端倪”這個詞，是因為在王濤看來，因為中國今天仍處于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仍是可進、可退，可左、可右。

　　黨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紀頭20年是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社會實現(xiàn)歷史轉型的重要時期。在如今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到2020年，中國不能緊緊抓住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實現(xiàn)轉型，不能建立起以市場經(jīng)濟為主導、更加民主、更加進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那么中國就有可能從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舞臺上出局，而這一次出局，則很難獲得重返的機遇。

　　上個世紀60年代，因為“文革”，我們曾自動從國際競爭舞臺上退出，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又重返了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舞臺，這一次能夠重返是因為當時尚未形成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的格局，還留下重返的空間。王濤坦言，如今在世界經(jīng)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要整體退出綜合國力的競爭舞臺，那么將再也沒有重返的可能性，因為其留下的空間會被其他國家和民族迅速占據(jù)。因此，本世紀頭20年也是中國社會歷史轉型至關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

　　風險操作+負債經(jīng)營

　　談及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特點，王濤概括為兩個，一是風險操作，二是負債經(jīng)營。

　　從風險操作的角度來看，“歷史轉型實際上就是結構的變更，而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的基本方式不能采取物理形態(tài)的結構變更方式”，王濤打個比喻分析說，“比如腳手架就是一種物理形態(tài)，它變更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革命和沖突。一個工程完成了，我們把腳手架拆卸下來，是革命的方式，到另一個工地再把它搭建起來就是沖突的方式。而中國社會的結構變更，只能在結構總體應力不變的前提下進行部件的更換”，而這就可能帶來了兩個風險：一是，部件更換過快、超過結構的總體適應力，結構又可能坍塌；另一個風險是，部件更換過慢，影響工期、影響效益，“這兩個結果都可能導致業(yè)主的破產(chǎn)。因此，中國社會的結構變更是一個風險極大的組織活動，需要準確地把握結構變更的歷史方向感，不能偏移，先變什么、后變什么，哪個力度重一點、哪個力度輕一點，需要很高智慧來操作。”

　　再從負債經(jīng)營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八十多年，共和國成立近60年，我們已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出現(xiàn)過哪一個政治集團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使一個國家發(fā)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王濤指出，考察這個問題的合理邏輯，是要看這個政治集團擔承任務時的歷史起點。中國共產(chǎn)黨在擔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任務的歷史起點，與既往的政治集團相比是最低的，上個世紀初，我們的民族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了集體麻木的狀態(tài)。那塊聳在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無論是精英還是草根當時都是熟視無睹的。而中國共產(chǎn)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起點上完成了民族革命，讓近千年形成的積弱，無論從物質形態(tài)還是精神形態(tài)都一掃而光。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中華民族表現(xiàn)出的自信和自省，正是標志著這個民族正在趨于成熟，是30年歷史轉型的最好佐證。

　　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們的黨、國家曾犯過長期性、全局性錯誤，這些錯誤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影響是深重的，在某些歷史節(jié)點上是災難性的。

　　王濤以新中國成立后的城市化率為例分析道，按照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準，一個國家要進入現(xiàn)代化的門檻之一是其城市化率要達到50%，而在建國初，我國的城市化率約為10%，經(jīng)過三年的國民經(jīng)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后，到1956年達14%左右，若照此速度增長下去，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國的城市化率就可步入現(xiàn)代化國家門檻了。但是，在1957年至1976年近20年的動亂和“亂動”中，到“文革”結束，我國城市化率在這20年間僅增長了0.2個百分點，如按此速度增長下去，那么，我國要進入現(xiàn)代化國家的門檻大約要400年。因此，我國今天的改革發(fā)展背負著過去的債務而前行，這正是中國歷史轉型的一個重要特點。

　　“負債經(jīng)營、風險操作決定了我們要提高對歷史轉型的總體把握能力，執(zhí)政黨必須要積極推動歷史轉型，而且要把握歷史轉型的方向，并在廣大人民中不斷強化對歷史發(fā)展方向感的認同”，在王濤看來，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方向感是非常好的，這30年的實踐也體現(xiàn)出了中國人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實際上是五四精神的再現(xiàn)。

　　“90年來，‘五四’精神只有這30年間弘揚得最好，如果我們能夠繼續(xù)把‘五四’這種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發(fā)揚光大，那么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極有希望的”，王濤如是說。

　　歷史轉型

　　需要自覺意識和高度智慧

　　從30年的改革開放來看，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轉型正在漸次推進，對此，王濤認為，這正體現(xiàn)了執(zhí)政黨推動歷史轉型的自覺意識。“像中國這種社會，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的發(fā)展和形成。但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立與民主習慣的養(yǎng)成是需要物質條件作為支撐的。”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迄今為止一個鮮明的時代主題就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黨的十七大再一次強調了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再次確認了這個時代主題。當前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仍然是發(fā)展經(jīng)濟，用經(jīng)濟的發(fā)展來拉動社會問題的解決。王濤指出，歷史證明，許多國家由于社會動亂頻仍發(fā)生而導致轉型進程戛然而止，社會動亂頻仍發(fā)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處于轉型期的國家易出現(xiàn)制度的真空地帶，即這個社會中的舊制度已經(jīng)失去公信力，但仍占據(jù)主導地位；而新制度還在艱難的破土過程中，因此，容易出現(xiàn)新舊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情況。因此，轉型期的國家必須保持適當?shù)膰�家控制力�?/p>

　　而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不僅僅帶來物質生活的提升，還會伴隨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會逐步孕育出現(xiàn)代政治文化的協(xié)調和寬容精神，為社會的全面進步奠定條件。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變革始于經(jīng)濟領域，正逐步向社會、文化、政治領域逐步推進，這種步驟表現(xiàn)出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歷史方向感。

　　從國際背景來看，在全球化日益推進的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的穩(wěn)定一極對世界整體的發(fā)展是有利的，但中國的進步也必然會和既有的世界利益格局發(fā)生沖突，因此，也不能盲目樂觀地認為中國歷史轉型的進程將是平穩(wěn)的，是陽光燦爛的。王濤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的發(fā)展可能會遇到各種難以逆料的事件，我們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不要為一時一地的偶發(fā)性事件干擾了我們大局觀，模糊了我們的歷史方向感。中國未來的命運集中在中國人的歷史自覺意識上，把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