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往強國的轉型

　　在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著五四運動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把握好歷史方向感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實習生王楠楠

　　走進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的商務印書館主樓，張元濟、蔡元培、陳云、茅盾、王云五、鄭振鐸、葉圣陶等一批與該館有著歷史淵源的杰出人物的圖片映入眼簾，已有112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曾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長久伏流時期，商務印書館曾經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其以學制變革為契機，大規模組織出版中小學教科書以及各種輔助讀物；另一方面，又在“學問饑荒”的年代 組織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科學著作，普及傳播各種新知新學。在這個文化重鎮中，云集著眾多精英，其巨大的文化輻射能力，使新文化運動真正走向了社會。

　　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了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濤。他直言：“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開啟了中國社會基本制度的轉型，而‘五四’運動則帶來了人的思想意識的轉型，加快了中國人從臣民到公民的轉變，這正是中國歷史轉型的起點。”

　　在王濤看來，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現代中國，已到了歷史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著五四運動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把握好歷史的方向感。

　　歷史轉型進入了關鍵時期

　　“所謂歷史轉型，是指這段歷史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橫空出世，其之前和之后的是截然不同的歷史。轉型之后開啟的新歷史階段與此前的歷史相比較，其基本制度類型、民眾的思維方式、社會習俗甚至服飾等等都會發生具有本質意義的變化”，在王濤看來，中國的歷史轉型，其基本的歷史方向感，就是由愚昧走向文明，由專制走向民主，由落后走向進步。

　　談及五四運動之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他告訴本刊記者，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帝制，但直到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社會還不能說已經進入歷史的轉型期。因為那時，中國人仍是臣民，推翻了清朝皇帝，卻還要找一個封建皇帝出來，所以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這樣的事件才會周而復始，接踵而至。歷史轉型，包括基本社會制度的轉型，但更重要的還是人的思想意識的轉型，即從臣民到公民的轉型。

　　而五四運動倡揚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正是人的思想開始轉型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其所弘揚的“科學”、“民主”的精神是中國數千年來人文學術武庫從未有過的。此前的洋務運動僅僅是器物上的革故，并未深入到精神和思想層面。而五四運動則給中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使中國真正開始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嬗變，從愚昧社會向文明社會提升，從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進步。因此，王濤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

　　五四運動時，人們在思想領域爆發出的活力，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新思想、新習俗的精神，是數千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中華民族應始終保持這種面對新知識、面對民主、面對科學如饑似渴的心態。

　　回顧五四運動以來的90年，王濤認為，在這90年中，真正能夠稱得上具有歷史轉型意義的歷史時段，是1978年至今的30年。反思過去的90年，中華民族在歷史轉型中走過彎路，也出現過重大曲折和倒退，如發生過內戰、內亂，從1957年到1976年曾陷入了長達20年的動亂和“亂動”。其原因正是因為喪失了五四人對科學、民主和進步的那種執著和虔誠。

　　而改革開放30年來則繼承和發揚了五四精神，這30年間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已經呈現進入了歷史轉型期的“端倪”。

　　用“端倪”這個詞，是因為在王濤看來，因為中國今天仍處于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仍是可進、可退，可左、可右。

　　黨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紀頭20年是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社會實現歷史轉型的重要時期。在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到2020年，中國不能緊緊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實現轉型，不能建立起以市場經濟為主導、更加民主、更加進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那么中國就有可能從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舞臺上出局，而這一次出局，則很難獲得重返的機遇。

　　上個世紀60年代，因為“文革”，我們曾自動從國際競爭舞臺上退出，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又重返了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舞臺，這一次能夠重返是因為當時尚未形成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格局，還留下重返的空間。王濤坦言，如今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要整體退出綜合國力的競爭舞臺，那么將再也沒有重返的可能性，因為其留下的空間會被其他國家和民族迅速占據。因此，本世紀頭20年也是中國社會歷史轉型至關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風險操作+負債經營

　　談及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特點，王濤概括為兩個，一是風險操作，二是負債經營。

　　從風險操作的角度來看，“歷史轉型實際上就是結構的變更，而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的基本方式不能采取物理形態的結構變更方式”，王濤打個比喻分析說，“比如腳手架就是一種物理形態，它變更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革命和沖突。一個工程完成了，我們把腳手架拆卸下來，是革命的方式，到另一個工地再把它搭建起來就是沖突的方式。而中國社會的結構變更，只能在結構總體應力不變的前提下進行部件的更換”，而這就可能帶來了兩個風險：一是，部件更換過快、超過結構的總體適應力，結構又可能坍塌；另一個風險是，部件更換過慢，影響工期、影響效益，“這兩個結果都可能導致業主的破產。因此，中國社會的結構變更是一個風險極大的組織活動，需要準確地把握結構變更的歷史方向感，不能偏移，先變什么、后變什么，哪個力度重一點、哪個力度輕一點，需要很高智慧來操作。”

　　再從負債經營的角度來看，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多年，共和國成立近60年，我們已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成就，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哪一個政治集團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使一個國家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王濤指出，考察這個問題的合理邏輯，是要看這個政治集團擔承任務時的歷史起點。中國共產黨在擔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任務的歷史起點，與既往的政治集團相比是最低的，上個世紀初，我們的民族已經呈現出了集體麻木的狀態。那塊聳在上海外灘“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無論是精英還是草根當時都是熟視無睹的。而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起點上完成了民族革命，讓近千年形成的積弱，無論從物質形態還是精神形態都一掃而光。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中華民族表現出的自信和自省，正是標志著這個民族正在趨于成熟，是30年歷史轉型的最好佐證。

　　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我們的黨、國家曾犯過長期性、全局性錯誤，這些錯誤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影響是深重的，在某些歷史節點上是災難性的。

　　王濤以新中國成立后的城市化率為例分析道，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標準，一個國家要進入現代化的門檻之一是其城市化率要達到50%，而在建國初，我國的城市化率約為10%，經過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后，到1956年達14%左右，若照此速度增長下去，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我國的城市化率就可步入現代化國家門檻了。但是，在1957年至1976年近20年的動亂和“亂動”中，到“文革”結束，我國城市化率在這20年間僅增長了0.2個百分點，如按此速度增長下去，那么，我國要進入現代化國家的門檻大約要400年。因此，我國今天的改革發展背負著過去的債務而前行，這正是中國歷史轉型的一個重要特點。

　　“負債經營、風險操作決定了我們要提高對歷史轉型的總體把握能力，執政黨必須要積極推動歷史轉型，而且要把握歷史轉型的方向，并在廣大人民中不斷強化對歷史發展方向感的認同”，在王濤看來，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方向感是非常好的，這30年的實踐也體現出了中國人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實際上是五四精神的再現。

　　“90年來，‘五四’精神只有這30年間弘揚得最好，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把‘五四’這種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發揚光大，那么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極有希望的”，王濤如是說。

　　歷史轉型

　　需要自覺意識和高度智慧

　　從30年的改革開放來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轉型正在漸次推進，對此，王濤認為，這正體現了執政黨推動歷史轉型的自覺意識。“像中國這種社會，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的發展和形成。但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建立與民主習慣的養成是需要物質條件作為支撐的。”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迄今為止一個鮮明的時代主題就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黨的十七大再一次強調了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再次確認了這個時代主題。當前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仍然是發展經濟，用經濟的發展來拉動社會問題的解決。王濤指出，歷史證明，許多國家由于社會動亂頻仍發生而導致轉型進程戛然而止，社會動亂頻仍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處于轉型期的國家易出現制度的真空地帶，即這個社會中的舊制度已經失去公信力，但仍占據主導地位；而新制度還在艱難的破土過程中，因此，容易出現新舊制度都不起作用的情況。因此，轉型期的國家必須保持適當的國家控制力。

　　而經濟的發展不僅僅帶來物質生活的提升，還會伴隨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會逐步孕育出現代政治文化的協調和寬容精神，為社會的全面進步奠定條件。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變革始于經濟領域，正逐步向社會、文化、政治領域逐步推進，這種步驟表現出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歷史方向感。

　　從國際背景來看，在全球化日益推進的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的穩定一極對世界整體的發展是有利的，但中國的進步也必然會和既有的世界利益格局發生沖突，因此，也不能盲目樂觀地認為中國歷史轉型的進程將是平穩的，是陽光燦爛的。王濤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的發展可能會遇到各種難以逆料的事件，我們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不要為一時一地的偶發性事件干擾了我們大局觀，模糊了我們的歷史方向感。中國未來的命運集中在中國人的歷史自覺意識上，把握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