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約

　　展望未來，我們是否依然應該以及如何弘揚五四精神奮然前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桃源陳澤偉

　　實習生賴申申

　　盡管五四運動已過去了90年，但作為標志著東方巨人覺醒、開創中國現代史新紀元的偉大愛國運動，她所高揚的民主科學旗幟，自此引領著中國歷史一路斬關奪隘，不斷書寫著新的篇章。

　　如今，中華民族又一次進入了歷史轉型的重要關口。回望歷史，五四精神將給予我們哪些重要的歷史啟迪？直面現實，五四精神能給我們提供什么樣的動力支撐？展望未來，我們是否依然應該以及如何弘揚五四精神奮然前行？多位學者為此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的專訪。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歷史約定

　　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楊河教授看來，五四運動以前，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只有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深刻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擴大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五四運動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通過五四運動進一步發展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運動。

　　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歷經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但實踐證明很多理論都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1917年，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先進理論，打開了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新境界。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文學評論》常務副主編胡明指出，五四運動給中國傳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完全符合歷史進程的一個提法，也是歷史約定下來的一種說法。

　　五四時期，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驅者組織革命團體、創辦進步刊物，開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和宣傳工作。這一時期，全國各種進步社團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傳社會主義傾向的報刊達數百種之多。

　　在1919年5月，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那個月，《新青年》雜志第六卷第五號還專門開辟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專號”，正面宣傳馬克思主義。以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為首，顧孟余的《馬克思學說》，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評》，還有《馬克思唯物史觀》《馬克思奮斗史》和《馬克思傳略》等幾篇文章組成了這一期“馬克思主義專號”。在五四運動的當月刊發出來，非常恰當地配合了五四運動高潮當中對于民主和科學的呼喚，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積極推進作用。

　　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相互激蕩，為什么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最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對此，胡明闡釋道：馬克思主義以及新俄的種種政治實驗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一是耳目新鮮，二是現實意義很大。俄國革命把俄國的沙皇統治推翻了，消息傳到中國來，激動了無數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心，胡適做了《新俄萬歲》的詩(盡管歡呼的是二月革命)，郭沫若也寫了歌頌列寧的詩。因為俄國革命的意義太大了，沖擊力、震動烈度太大了。

　　中國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全國的注意力、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了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道路選擇的層面上。此前的洋務運動還是搞些經濟體制的，國計民生的，兵器的，造船的，著重的是工業和國防方面的發展。但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社會精英的注意力已經移到政治層面上了，所以俄國的革命對中國的沖擊特別大。

　　在五四運動時期，“救亡圖存”的責任、中國的歷史命運擺在一代中國人的面前。當時，民主的激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一起參與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但是到了后期，一批冷靜的、先進的、眼光遠大的知識分子選擇了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到了1920年，在組織層面上已經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初步的工作。

　　無政府主義對中國的建設改造沒有起到多少實際的作用，陳獨秀對區聲白等人的批判鏗鏘有力，無政府主義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臺。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當時列寧領導的一個現實的俄羅斯共產主義實驗的模式開始進入中國，因此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還是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且很快和共產國際東方部聯絡，籌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組織工作一旦完成，就把五四新文化、新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理論完全結合在一起了，中國的命運也因此完全改變了。所以說，五四的價值，還在于對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思想層面上、政治層面上、組織層面上進行了準備。

　　胡明接著指出，五四運動前后，除了在國內的先進知識分子外，當時還有幾個不同團隊在尋求探索馬克思主義的救國之道、救國真理。其一，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李立三等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很早就在張申府等人的組織下成立了旅歐支部，這些青年中不少人后來都成為中共的高層骨干；其二，還有一部分青年到了日本，他們在日本雖然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正統、純粹的理論，但通過日本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理論家，如福本和夫等人，從文藝創造、文化批判等方面急劇向左轉。當時日本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運動、文學運動風起云涌。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以及創造社的一些人都是在日本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沉淀、凝聚在文藝和文學上，回到國內后很快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骨干和傳播共產黨階級斗爭文藝理論的先鋒。

　　此外，還有少數特例。如瞿秋白被供職機構派到俄國去做采訪，很快掌握了新俄國革命理論的精華、布爾什維克政治理論最核心的東西。

　　這些青年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掌握在手，回到國內來很快進入到一種熾熱的實戰狀態，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以及中共早期的重要骨干力量。

　　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五四之后的90年間，對于五四的價值，不斷有人懷疑，不斷有人反對，不斷有人歪曲。對此，胡明指出，五四是絕對不能被淡忘，更不能被否定的。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之一——科學、民主、改革、創新的精神，是不能被誤解、曲解，更不能被消解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當中，必然有很多復雜的新問題要產生，正如毛澤東所說，在我們黨內真正懂馬列的人不多。正因為這樣，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經驗，都是我們非常珍貴的政治遺產、理論遺產、文化遺產。

　　楊河認為，盡管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還需要不斷的奮斗和努力，是一個不斷從可能轉變為現實的過程。其條件就是要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即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面臨著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課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還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關系著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本人最先樹起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他在自己理論活動的初期就申明：“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他密切關注世界發展的新情況，總是根據時代和實踐的發展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從不對自己不熟悉的事情指手劃腳。

　　恩格斯也反復強調：“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是一種誤解”。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毛澤東同志第一次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并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

　　由此，楊河指出，黨的全部奮斗歷程啟示我們：實事求是之風興，則黨的事業興；黨的事業遭受的每一次重大失誤和挫折，主要都同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有關。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是在這兩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指導下，我們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挫折中覺醒、在挑戰中前進，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我們黨80多年的奮斗歷史，就是我們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歷史。這既是對黨的奮斗歷程的根本總結，也是我們黨繼續發展前進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

　　在新的發展起點上，我們依然要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努力開創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

　　民主一旦被踐踏科學就難以立足

　　五四的基本價值主要還是當時提出的民主和科學。民主是最基本的制度構想，科學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則。這是胡明的觀點。他認為，在抗日、解放過程中，包括奪取政權后的建設運動，我們從沒有放棄過民主和科學這一基本原則。

　　在胡明看來，新中國建國之后的一些時期，我們解釋世界的工作本身還是科學的，還是在一個比較正確的實踐理性框架里進行的，但是改造世界的狂熱，讓我們把科學民主的核心精神給拋棄了。因此，解釋世界好像很準確，但已經不謹慎了，轉過頭來在改造世界狂熱的實踐中卻犯了大錯誤，在冷酷的事實面前撞得鼻青臉腫。尤其是大躍進、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對民主和科學的踐踏莫此為甚，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胡明評述道：那段時間，對馬克思主義真理性歪曲、踐踏，唯心主義橫行，形而上學猖獗。一個典型是，宣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后來，毛澤東承認這個錯誤時說，我是農民出身，我也知道一畝地能產多少糧食，但是經不住有些科學家言之鑿鑿的科學論證呀。大煉鋼鐵也一樣，不少冶金專家權威齊聲論證小高爐煉出的鋼質量決不亞于洋高爐。當時，“人定勝天”的思維已經推到了極端。盡管“人定勝天”在理論層面上還是具有一定的科學真理性的，但真理跨過一步，便成荒謬，何況跨過不止一步。

　　如今，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尤其是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已經建立了相應的制度規范。但是，一些不民主、不科學的現象依然存在。有人歸結為中國仍存在著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缺失。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胡明認為，相信科學和不相信科學的問題，表面上是科學信仰的問題，服膺真理的真誠問題，背后還是有民主到不到位的問題。

　　中國能否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關鍵是不能違反科學本身，包括社會科學自身的規律，如果違反了就會出很多古怪的問題。而出了問題，其實還不是科學出問題，而是民主出問題。例如，本來應該用民主方式組織一個社會活動或策劃一個政治選擇的時候，相信了權力，茍同了利益，遵循了一些潛規則，甚至謊稱這才是民主，那最后肯定會出問題。因為這違背了科學的原則，也是對民主的歪曲和踐踏。當前，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條基本思想路線就鑿實在這里。

　　胡明坦言：目前的問題是，一些干部對民主科學本身的消化和理解存在誤區，最大的一個誤區就是根本上不相信民主與科學，而相信權力，甚至迷戀權力。“之所以有這樣的干部存在，我認為關鍵還是干部選拔標準上出了一些問題。選拔一個干部，到底是以親疏和順逆來取人，還是真正以科學發展觀的標準考察一個人的德與才。這個問題不解決，對于解決不民主不科學的問題，是最大的制約。”

　　“法治”補課刻不容緩

　　回頭看，五四運動并未舉起法治的旗幟。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化國家，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認真“補課”。這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大缺憾，還是因為“革命”對法治具有天然的抵制傾向？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李民教授認為，五四運動沒有提出法治的口號并不是一個缺憾。這需要聯系當時的時代背景來考量。

　　五四時期，中國的現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人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喘不過氣來。當時最緊迫的任務是救亡圖存，是民族的解放，國家的獨立。因此，看待這個問題，必須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

　　胡明則認為，革命和法治必然有沖突。革命一來，就會沖擊法治。革命年代的觀念是，只要革命的大方向正確，可以不擇手段。“文革”時期，革命被確立為根本的目標，為了革命可以不顧一切，遑論法治。例如，1954年的《憲法》規定公民有通信自由、私人信件保密的權利，但第二年，胡風事件就以私人信件作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到了“文革”期間，私人信件就可以公開拿出來作為罪狀。這不是《憲法》出臺時就不想好好執行，而是在所謂革命的名義下，目的是正確的，法治要讓步。這兩者之間的對立是尖銳的。

　　法治和民主是一個問題的兩翼，缺一不可。過分強調了大民主、泛民主，沒有法治作基礎，這個民族是很難有前途的，他們的政治行為有時也是很荒唐的；單向度強調法制，強調集中，拋棄了民主，那是更可悲的。

　　胡明指出，我們走過彎路，當年運動一來法治就松口，包括《憲法》在內的原有的法律法規視而不見。“革命”、“運動”在那個歷史時段是最高的最有效的解決方式，“革命”、“運動”一來，已有的常規法治必須要讓路。所有的法律文本，所有的制度建設，現有的政治文明成果，全都忽略不計。在這一方面，我們應反思的地方很多。這樣的問題不解決，我們的經濟建設和改革大計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差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