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事件。當時在南京的一位德國友人約翰·拉貝目擊并記錄了這一暴行的全過程，這就是近年發現并公之于世的《拉貝日記》。

　　1937年11月，日軍攻陷上海，南京危急。金陵大學校董會董事長杭立武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日軍侵占上海時，法國的饒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個難民區，救了20多萬在戰亂中無家可歸的人。

　　杭立武早年留學英、美，他與南京的許多外國教授、醫生、牧師、洋行代理人都很熟悉。11月22日，杭立武邀請他們到學校講了報紙上有關饒神父的報道，提議籌建一個保護難民的安全區。這一倡議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他們為這個組織起名: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推選德國西門子洋行代理人拉貝為主席(他還是德國納粹黨南京小組代理人)。美國圣公會牧師梅奇等17人也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由梅奇任主席。抗戰勝利后，他們中有27人榮獲了中國政府頒發的勛章。

　　當時，在南京的英國記者廷珀利這樣寫道:“他們不顧本國官員的勸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選擇。而這座城市中成千上萬的中外人士都在尋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處。雖然留在南京的人們并不能預知后來發生的暴行，但這些先生和女士都是經驗豐富，學識淵博的人，他們完全能意識到自身處境的危險。盡管如此，他們仍然下定決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處在水深火熱中的難民。他們的勇氣、熱情、無私和獻身的精神，必將為人們所崇敬。”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南京市區內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最高法院、鼓樓醫院等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潮水般地涌進了幾十萬難民，僅金陵大學就收容了3萬多人。一間普通的房間里往往要擠進二三十個人，設立的25處難民收容所根本容納不下，走廊、院子、馬路邊、樹林里都搭滿了臨時的棚子。當時，正值風雪嚴寒季節，沒水沒電，糧食和煤都極度缺乏，只有20多人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美國李格斯教授在最困難的時候不止一次親自開車，冒著日軍的槍炮到安全區外去搜尋大米、面粉和一切能充饑活命的東西，運回分發給難民。

　　最可怕的卻是安全區內并不安全。盡管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已繪制好了一張安全區地圖，托饒神父轉交日軍，國民黨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也把軍事機構和五臺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裝撤出了安全區，但日軍占領南京后，即隨意闖入安全區劫掠財物，奸淫婦女，抓捕槍殺青壯年。

　　拉貝的小院里擠進了600多位難民，被他稱為“西門子難民營”。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藏在二樓上的幾名唐生智手下的軍官，一旦被日軍發現，后果不堪設想。一次，日軍翻墻進來，企圖強奸幾位姑娘，她們驚叫著逃往二樓，日軍緊追不放，幸虧拉貝及時趕到，喝退了日軍。

　　當梅奇得知外交部還有1000多來不及轉移的傷員時，他冒著隨時可能被流彈擊中的危險，手舉紅十字會旗，勇敢地保護了他們。

　　日軍把抓來的300多個中國軍人押到一塊空地上，正準備射擊時，一個美國人趕來阻止，日軍不聽，舉槍就要打去，他卻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機槍前面，使20多人免遭槍殺。

　　德國商人60歲的史波林沒有登上回國的輪船，毅然留了下來，他每天戴著德國黑色的卐臂章在安全區內巡視，救出過許多遭日軍侮辱、強奸的婦女。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美籍教授沃特琳更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的學校內最多時有7000多名婦女和孩子。有人回憶:她常常手里拿著一面星條旗，站在校門口，不讓無關的人進校，經常有殺紅了眼的日軍開著汽車端著槍到學校里搶掠婦女，沃特琳都會沖上去阻擋，盡管每一次都讓她流淚，但她勇敢的行為卻讓人欽佩。一次日軍從校園里搜捕出幾百名男人，她發動婦女們去認領自己的“兄弟”、“叔叔”、“丈夫”！一位勇敢的婦女一下子就“認領”了3個男人。

　　1938年2月18日，日軍的威逼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改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最后一批難民營也于5月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