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影像爭議20年

　　□陳烔

　　《南京!南京》公映，有關電影里對大屠殺的赤裸表現、對日軍形象塑造的批評沸沸揚揚，陸川對已到來的“暴風雨”并不在意：“我們每一個在當時的年代拍這戲的，都是膽兒大的人。”拍一部電影要與勇氣掛鉤，根本上在于“南京大屠殺”題材的特殊性。

　　幾乎所有國外媒體報道《南京!南京!》審查通過時，都不忘回憶一下2005年因反日游行而被禁止引進的《藝伎回憶錄》，這并不是神經緊張，由于中日關系的特殊性，在相關題材的影視創作上，比其他電影更加需要服從當時的政治背景。

　　羅冠群，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的《屠城血證》的導演，這個1948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在拍攝時第一次遇到那么多“領導”關心：“1987年中日關系很微妙，我們拍的時候，很多領導機關來打招呼，要我們注意不要影響中日關系，不要把這戲拍得太血淋淋。”為此他把砍下人頭、強奸婦女的鏡頭都弱化處理。

　　曾拍出《黑太陽731》、《黑太陽：南京大屠殺》，素以血腥殘忍鏡頭聞名的導演牟敦芾則從一開始就受阻撓不斷。牟敦芾回憶，早在1986年拍《黑太陽731》時就很困難：“中日這時候已經互相需要，為了拍片我就必須向有關部門提交報告。”在一番努力解釋拍攝意圖后，終于得到綠燈放行的牟敦芾在拍攝期間還是受到一些政府官員、尤其是外交部的反對，“他們怕導致中日關系發生摩擦后要負擔責任，我只得再給秘書長寫第二次報告。”最后此片內地禁映。

　　如果早點了解前人的經歷，星美的董事長覃宏肯定不會讓陸川輕率地在2006年提出立項申請：“到10月份時還是石沉大海，政府各口每個人都表態要支持，但沒有人真的去落實，他們都怕擔風險。”就這樣從2006年10月份一直跑到2007年1月份，在最困難的時候曙光出現了，拿陸川的話說就是他們的誠意打動了某一個重要領導。曾經被外交部否定的項目起死回生，這讓電影局的領導都震驚。

　　此后無論是國產的《屠城血證》和《南京大屠殺1937》，還是美國人角度拍的《南京》等紀錄片，無一例外都沒能在日本電影院公映。隨著《拉貝日記》正式被日本全面禁映，能否不再是自言自語地講述“南京大屠殺”，能否讓這頭被釋放的“怪獸”也吼到海那邊去，“這是我們的核心任務”。

　　陸川覺得之前的人之所以沒走到日本和國際上，因為他們講述態度有局限：“就是想替中國人把這事說出來，以受害人方式來傾訴。這種傾訴由于當時政治環境，是不會被世界接受的，因為我們沒有進入一個外部世界的價值觀，無法和世界對話。”陸川把與世界對話的希望落在和平主義、反戰主義的敘述角度，比如關于日本人“由鬼變成人”的描寫。他沒有妖魔化日本人，而是讓他們“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打自己的鼓”，“首先讓日本觀眾接受這就是日本人，然后爭取引導他們對戰爭進行反思。”

　　影片從一個日本軍人的視角開始，當這位日本軍人經歷了南京巷戰、目睹了屠城的各項災難，并與慰安婦發生了一場戀愛而對方最終死亡時，他發現“活著比死還艱難”，在對中國人執行槍決的過程中，他釋放了他們，然后舉槍自殺。這個多少有救贖意味的結尾正是本片的亮點，日本士兵的死亡既是對戰爭的譴責，也是人性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