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　真名　真地　真事　真人　真實

　　改革現(xiàn)實題材小說《命運》的命運　寫在世領(lǐng)導也用真名　

　　他是知名作家，也是導演陸川的父親。當陸川在全國宣傳新片《南京！南京！》的同時，陸天明攜《命運》亮相濟南書博會。25日晚十點至十一點半，本報記者對話陸天明。　

　　《命運》講述了深圳特區(qū)建立中，中央、廣東省與深圳相互博弈的歷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真實的改革背景下，虛構(gòu)的深圳市委領(lǐng)導、企業(yè)家之間展開的一系列故事。　

　　在這部涉及黨內(nèi)矛盾和沖突的小說中，陸天明破天荒用了大部分的真實人名和全部真實地名，打破了中國當代以政治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以假地點、假人名示人的舊格局。　

　　《命運》的命運　

　　“李鴻忠的一番話讓我打消顧慮”　

　　“這部作品所涉及的重大矛盾和糾葛的雙方都是黨內(nèi)如今被肯定的領(lǐng)導人，大部分都還是健在的，而且其中許多人我都是用的真實姓名。”　

　　長江商報：我們知道，您以前的作品比如《大雪無痕》、《蒼天在上》、《省委書記》都是具有很強批判性的，而《命運》聽說是受到深圳政府支持的，會不會有不客觀和討好之嫌？　

　　陸天明：這絕對是誤解。以前的作品雖然是批判性的，但寫的都是我們黨同腐敗分子的斗爭。這部作品不同，它所涉及的重大矛盾和糾葛的雙方都是黨內(nèi)如今被肯定的領(lǐng)導人，大部分都還是健在的，而且其中許多人我都是用的真實姓名。應(yīng)該說，寫這部作品是更難的——是否允許寫？如何寫？能寫到什么程度？個中到底蘊藏著什么風險？　

　　如果不真實地面對歷史，就沒有寫的必要；但是真的要真實地寫，將來小說、電視劇是否能面世？萬一不能面世，我覺得，就個人而言沒有必要做這個可能無效的勞動；但是為了面世，去說違心、諂媚的話，我的藝術(shù)良心又何在？一度確實讓我處在兩難之中。　

　　長江商報：那你如何打消顧慮去寫，后來有碰到這些您所說的困難嗎？　

　　陸天明：原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對我說的一番話打消了我的顧慮，“你只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就行，其他的你不用管”。可是，他后來離任，幾近完稿的小說突然被擱置了下來，最后還是出版了。　

　　長江商報：那些您采訪的深圳官員，他們對您講述深圳建立的過程時是足夠坦城的嗎？　

　　陸天明：非常坦誠。我們?nèi)缃窨吹缴钲诙嗝锤辉：妥杂桑�但我們不知道最開始建立特區(qū)時可以說完全是提著腦袋拓荒的。有一位老干部和我談得大哭。真的體會到他們在建特區(qū)時受到的壓抑、排斥、壓力。我真的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批優(yōu)秀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杰出的志士拿身家性命做代價，拼斗出來的。　

　　我們現(xiàn)在看深圳，覺得多么自由、拿那么高的工資，可是在過去，連賓館服務(wù)員給住房的客人疊被子都是無法被理解的。因為那個時候的人會認為，讓別人來疊被子不是資產(chǎn)階級的腐朽生活嗎，服務(wù)員憑什么去疊？那個時候國家憲法規(guī)定是不允許買賣土地的，但當時深圳在搞土地拍賣，那個時候一批改革的人都是在做“違法”的事情，風險非常大。　

　　“精英”與“灰色人物”　

　　五十年來，中國沒有現(xiàn)實主義作品　

　　“他們都死在1949年10月，當時只需要寫點兒什么就可以活下來。可他們卻選擇了死去。”　

　　長江商報：為什么在您之前，沒有作家去碰這樣的東西，做這樣的嘗試？　

　　陸天明：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作家不敢去碰這樣的題材，寫些小恩小怨的東西一樣掙錢。但我們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一直存在著兩種命運，兩種道路的碰撞。過去的五十、甚至六十年，我們國家是沒有現(xiàn)實主義作品的。涉及當代政治社會題材的小說，幾乎都用假人名假地點。我寫這部作品真的受到了教育。我看到有一批真正有才華有膽識的中國人。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也犯錯誤，但他們的共同點是為追求一個光明的前途非常執(zhí)著。他們讓人看到中國不是只有“灰色”的、“唯唯諾諾”的人。　

　　長江商報：難道文學不應(yīng)該關(guān)照小人物嗎？　

　　陸天明：我認為文學要關(guān)照小人物，但也一定要有大人物。作家應(yīng)該認識到“灰色小人物”心中也有一扇窗。作家有責任讓陽光照進這扇窗里。不能夠所有人都是窩囊的，人性不僅僅是性，首先應(yīng)該是人。許多作家認為只有“灰色”的才是人性，真是這樣嗎？我每次去南京雨花臺都很感動，那些烈士只有二十來歲，他們都死在1949年10月，當時只需要寫點兒什么就可以活下來。可他們卻選擇了死去。難道這不是精神嗎？為什么灰色的才是人性？作家寫的東西應(yīng)該有向善的東西。　

　　文學現(xiàn)實　

　　作家對時代袖手旁觀很可悲　

　　只有中國作家在生活邊緣，因為他們是被養(yǎng)起來的，不需要接觸生活寫東西。　

　　長江商報：如今的中國作家真沒寫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　

　　陸天明：如今活躍在文壇上的一批中年作家，幾乎都是1985年左右火起來的。他們?nèi)缃駧缀醵寂c現(xiàn)實生活脫離了，而且以“不下生活為榮”。如今中國的老百姓都在生活中心，只有中國作家在生活邊緣，因為他們是被養(yǎng)起來的，不需要接觸生活寫東西，于是越來越自我，越來越陰暗，和整個時代脫節(jié)。現(xiàn)在的作家太自我了，作家應(yīng)該是面對歷史、人民去寫作。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優(yōu)秀的作家都是代表民族的。魯迅去世后，他可以蓋上“民族魂”的旗幟，但如今還有作家去世后能這樣嗎？根本沒有。如今的作家大都擯棄了社會和歷史。你看趙麗華，那寫的是詩嗎？只有靠脫了衣服去吸引人了。　

　　長江商報：可趙麗華覺得自己是“后現(xiàn)代”。　

　　陸天明：是有些人說那是后現(xiàn)代，是解構(gòu)。他們沒搞清楚，西方的解構(gòu)和后現(xiàn)代是在他們社會高度文明、成熟后進行的解構(gòu)，我們現(xiàn)在還沒建構(gòu)起來呢，解什么？就好像別人在到處都干凈和秩序井然的地方放堆垃圾，那是后現(xiàn)代，你在到處是垃圾的地方放堆垃圾，那是后現(xiàn)代嗎？　

　　下崗工人用自己的生活為改革付出了代價，而作家卻袖手旁觀，只是為了所謂的文學的純潔性，太可悲了。　

　　爭取“權(quán)利”的竅門　

　　自己去爭取“不敢碰”的題材　

　　許多作家不敢碰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東西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寫，而是因為不敢寫。　

　　長江商報：您剛才說許多人為了所謂文學的純潔性寫小情小調(diào)，難道您的小說里沒有文學性嗎？　

　　陸天明：我的作品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被冷落的，在文學圈內(nèi)是不被認可的。但我的《蒼天在上》在問世以來的15年里每年都有再版。《省委書記》在上海評某個獎項時被列在三等獎的最后一名，但這么多年過去了，當時評的比這本書獎項高的作品都被人們遺忘了，而這本書卻被人們記下來了。　

　　我會在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上走下去，替人民發(fā)出聲音。　

　　長江商報：從官場小說到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你總能走在其他作家前面，是因有“尚方寶劍”或其他？　

　　陸天明：我的作品里從來沒有大腿，沒有明星，導演也不是大腕，但《省委書記》播出的時候收視率卻達到了當年電視劇的最高值。所以，老百姓也是在思考的，不要小看他們。　

　　其實，許多作家不敢碰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東西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寫，而是因為不敢寫。　

　　作家應(yīng)該自己去爭取“做文學”的權(quán)利，不要等著有一天這種權(quán)利會自然而然地來。　

　　長江商報：您能爭取到“權(quán)利”有什么竅門嗎？　

　　陸天明：最重要是不能給人對號入座的機會，也不能讓人抓辮子。所謂抓辮子就是比如你寫東西時，不能得人物原型的好處，應(yīng)該完全獨立去寫。　

　　我是一個很笨拙的人。我從來不靠什么“人脈”寫作。直言之，我從來不靠請客吃飯、敲門送禮來讓自己的作品過關(guān)。我不想讓我看不起我自己。如果我這樣做了，我覺得我是不夠資格來寫這類題材的。　

　　◇關(guān)于兒子的電影　

　　陸川為拍《南京！南京！》找到了中南海　

　　長江商報：您兒子陸川在接受采訪時也說《南京！南京！》中要表現(xiàn)的是南京大屠殺中的普通人。　

　　陸天明：對啊，這也是他這部片子如此受關(guān)注的原因。陸川的《南京！南京！》這部片子是一直找到了中南海，最后才被允許拍的。我寫《省委書記》前，沒有人在當代寫領(lǐng)導人寫到這個級別，也是找了許多部門才最后通過的。　

　　本報記者　周榕　采寫　

　　有人說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其實，每個禮拜我都可以收到很多寫作邀請，但我并不是都接受。其實每個人都是在奉命，奉自己的命，奉他人的命，奉歷史的命，而抉擇是一個人最大的體現(xiàn)。我選擇了深圳是對中國文學的表態(tài)，就是因為深圳是真實的表達空間。　

　　我由衷尊敬深圳改革中的那批人，我非常愿意去寫他們，如果我不寫好，就對不起中華民族這幾十年來的努力。　

　　——陸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