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天明　真名　真地　真事　真人　真實

　　改革現實題材小說《命運》的命運　寫在世領導也用真名　

　　他是知名作家，也是導演陸川的父親。當陸川在全國宣傳新片《南京！南京！》的同時，陸天明攜《命運》亮相濟南書博會。25日晚十點至十一點半，本報記者對話陸天明。　

　　《命運》講述了深圳特區建立中，中央、廣東省與深圳相互博弈的歷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真實的改革背景下，虛構的深圳市委領導、企業家之間展開的一系列故事。　

　　在這部涉及黨內矛盾和沖突的小說中，陸天明破天荒用了大部分的真實人名和全部真實地名，打破了中國當代以政治歷史為題材的小說以假地點、假人名示人的舊格局。　

　　《命運》的命運　

　　“李鴻忠的一番話讓我打消顧慮”　

　　“這部作品所涉及的重大矛盾和糾葛的雙方都是黨內如今被肯定的領導人，大部分都還是健在的，而且其中許多人我都是用的真實姓名。”　

　　長江商報：我們知道，您以前的作品比如《大雪無痕》、《蒼天在上》、《省委書記》都是具有很強批判性的，而《命運》聽說是受到深圳政府支持的，會不會有不客觀和討好之嫌？　

　　陸天明：這絕對是誤解。以前的作品雖然是批判性的，但寫的都是我們黨同腐敗分子的斗爭。這部作品不同，它所涉及的重大矛盾和糾葛的雙方都是黨內如今被肯定的領導人，大部分都還是健在的，而且其中許多人我都是用的真實姓名。應該說，寫這部作品是更難的——是否允許寫？如何寫？能寫到什么程度？個中到底蘊藏著什么風險？　

　　如果不真實地面對歷史，就沒有寫的必要；但是真的要真實地寫，將來小說、電視劇是否能面世？萬一不能面世，我覺得，就個人而言沒有必要做這個可能無效的勞動；但是為了面世，去說違心、諂媚的話，我的藝術良心又何在？一度確實讓我處在兩難之中。　

　　長江商報：那你如何打消顧慮去寫，后來有碰到這些您所說的困難嗎？　

　　陸天明：原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對我說的一番話打消了我的顧慮，“你只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人民就行，其他的你不用管”。可是，他后來離任，幾近完稿的小說突然被擱置了下來，最后還是出版了。　

　　長江商報：那些您采訪的深圳官員，他們對您講述深圳建立的過程時是足夠坦城的嗎？　

　　陸天明：非常坦誠。我們如今看到深圳多么富裕和自由，但我們不知道最開始建立特區時可以說完全是提著腦袋拓荒的。有一位老干部和我談得大哭。真的體會到他們在建特區時受到的壓抑、排斥、壓力。我真的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批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和杰出的志士拿身家性命做代價，拼斗出來的。　

　　我們現在看深圳，覺得多么自由、拿那么高的工資，可是在過去，連賓館服務員給住房的客人疊被子都是無法被理解的。因為那個時候的人會認為，讓別人來疊被子不是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嗎，服務員憑什么去疊？那個時候國家憲法規定是不允許買賣土地的，但當時深圳在搞土地拍賣，那個時候一批改革的人都是在做“違法”的事情，風險非常大。　

　　“精英”與“灰色人物”　

　　五十年來，中國沒有現實主義作品　

　　“他們都死在1949年10月，當時只需要寫點兒什么就可以活下來。可他們卻選擇了死去。”　

　　長江商報：為什么在您之前，沒有作家去碰這樣的東西，做這樣的嘗試？　

　　陸天明：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作家不敢去碰這樣的題材，寫些小恩小怨的東西一樣掙錢。但我們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一直存在著兩種命運，兩種道路的碰撞。過去的五十、甚至六十年，我們國家是沒有現實主義作品的。涉及當代政治社會題材的小說，幾乎都用假人名假地點。我寫這部作品真的受到了教育。我看到有一批真正有才華有膽識的中國人。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也犯錯誤，但他們的共同點是為追求一個光明的前途非常執著。他們讓人看到中國不是只有“灰色”的、“唯唯諾諾”的人。　

　　長江商報：難道文學不應該關照小人物嗎？　

　　陸天明：我認為文學要關照小人物，但也一定要有大人物。作家應該認識到“灰色小人物”心中也有一扇窗。作家有責任讓陽光照進這扇窗里。不能夠所有人都是窩囊的，人性不僅僅是性，首先應該是人。許多作家認為只有“灰色”的才是人性，真是這樣嗎？我每次去南京雨花臺都很感動，那些烈士只有二十來歲，他們都死在1949年10月，當時只需要寫點兒什么就可以活下來。可他們卻選擇了死去。難道這不是精神嗎？為什么灰色的才是人性？作家寫的東西應該有向善的東西。　

　　文學現實　

　　作家對時代袖手旁觀很可悲　

　　只有中國作家在生活邊緣，因為他們是被養起來的，不需要接觸生活寫東西。　

　　長江商報：如今的中國作家真沒寫現實主義題材的？　

　　陸天明：如今活躍在文壇上的一批中年作家，幾乎都是1985年左右火起來的。他們如今幾乎都與現實生活脫離了，而且以“不下生活為榮”。如今中國的老百姓都在生活中心，只有中國作家在生活邊緣，因為他們是被養起來的，不需要接觸生活寫東西，于是越來越自我，越來越陰暗，和整個時代脫節。現在的作家太自我了，作家應該是面對歷史、人民去寫作。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優秀的作家都是代表民族的。魯迅去世后，他可以蓋上“民族魂”的旗幟，但如今還有作家去世后能這樣嗎？根本沒有。如今的作家大都擯棄了社會和歷史。你看趙麗華，那寫的是詩嗎？只有靠脫了衣服去吸引人了。　

　　長江商報：可趙麗華覺得自己是“后現代”。　

　　陸天明：是有些人說那是后現代，是解構。他們沒搞清楚，西方的解構和后現代是在他們社會高度文明、成熟后進行的解構，我們現在還沒建構起來呢，解什么？就好像別人在到處都干凈和秩序井然的地方放堆垃圾，那是后現代，你在到處是垃圾的地方放堆垃圾，那是后現代嗎？　

　　下崗工人用自己的生活為改革付出了代價，而作家卻袖手旁觀，只是為了所謂的文學的純潔性，太可悲了。　

　　爭取“權利”的竅門　

　　自己去爭取“不敢碰”的題材　

　　許多作家不敢碰現實主義題材的東西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寫，而是因為不敢寫。　

　　長江商報：您剛才說許多人為了所謂文學的純潔性寫小情小調，難道您的小說里沒有文學性嗎？　

　　陸天明：我的作品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被冷落的，在文學圈內是不被認可的。但我的《蒼天在上》在問世以來的15年里每年都有再版。《省委書記》在上海評某個獎項時被列在三等獎的最后一名，但這么多年過去了，當時評的比這本書獎項高的作品都被人們遺忘了，而這本書卻被人們記下來了。　

　　我會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走下去，替人民發出聲音。　

　　長江商報：從官場小說到現實主義文學,你總能走在其他作家前面，是因有“尚方寶劍”或其他？　

　　陸天明：我的作品里從來沒有大腿，沒有明星，導演也不是大腕，但《省委書記》播出的時候收視率卻達到了當年電視劇的最高值。所以，老百姓也是在思考的，不要小看他們。　

　　其實，許多作家不敢碰現實主義題材的東西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寫，而是因為不敢寫。　

　　作家應該自己去爭取“做文學”的權利，不要等著有一天這種權利會自然而然地來。　

　　長江商報：您能爭取到“權利”有什么竅門嗎？　

　　陸天明：最重要是不能給人對號入座的機會，也不能讓人抓辮子。所謂抓辮子就是比如你寫東西時，不能得人物原型的好處，應該完全獨立去寫。　

　　我是一個很笨拙的人。我從來不靠什么“人脈”寫作。直言之，我從來不靠請客吃飯、敲門送禮來讓自己的作品過關。我不想讓我看不起我自己。如果我這樣做了，我覺得我是不夠資格來寫這類題材的。　

　　◇關于兒子的電影　

　　陸川為拍《南京！南京！》找到了中南海　

　　長江商報：您兒子陸川在接受采訪時也說《南京！南京！》中要表現的是南京大屠殺中的普通人。　

　　陸天明：對啊，這也是他這部片子如此受關注的原因。陸川的《南京！南京！》這部片子是一直找到了中南海，最后才被允許拍的。我寫《省委書記》前，沒有人在當代寫領導人寫到這個級別，也是找了許多部門才最后通過的。　

　　本報記者　周榕　采寫　

　　有人說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其實，每個禮拜我都可以收到很多寫作邀請，但我并不是都接受。其實每個人都是在奉命，奉自己的命，奉他人的命，奉歷史的命，而抉擇是一個人最大的體現。我選擇了深圳是對中國文學的表態，就是因為深圳是真實的表達空間。　

　　我由衷尊敬深圳改革中的那批人，我非常愿意去寫他們，如果我不寫好，就對不起中華民族這幾十年來的努力。　

　　——陸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