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么那么土啊!”他聽后笑著說:“土比洋好!” 仲勛同志一貫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從不要求我犧牲個人來專職照顧家庭。無論別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數的,我覺得一個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懷的。

　　1952年秋，仲勛先到了北京，任職中宣部長，我帶著橋橋和安安(尚未斷奶的小女兒)于年底來到北京，一家人終于團聚了。1953年，我們把4歲的橋橋送入了北海幼兒園，原因是我已在馬列學院學習，照顧不了孩子。可是，每當周末結束往回送孩子時，橋橋就會哭個不停，有一次竟哭暈在爸爸的懷里，但等她一緩過氣來，仲勛同志還是送心愛的女兒去了幼兒園。怎么說呢，我那時的感受，凡是做過母親的人是能夠想象到的。仲勛同志為了照顧我能安心工作和學習，我們的小女兒安安是靠吃奶粉長大的。

　　仲勛同志一貫支持我的工作和學習，從不要求我犧牲個人來專職照顧家庭。來京后，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一個取名為近平、一個取名為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由父親仲勛照顧。當有人稱贊仲勛是一個好爸爸時，仲勛便風趣而又豪邁地說：“我不僅是個好爸爸，而且是個好丈夫。”也許是與解放前我一直在農村做基層工作，解放后又先后在農村、馬列學院學習，在中央黨校工作離家又遠，和家人在一起活動時候特少有關系，以至于有人誤以為仲勛同志對我不關心，不像其他人那樣無微不至地照顧妻子。但是，作為妻子的我，心里十分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他這是鼓勵我自強自重，希望我能成為對黨的事業有用的人。所以，無論別人怎么想，我心里是有數的，我覺得一個丈夫能做到如此，是需要有博大胸懷的。早在解放戰爭時期，1947年春，胡宗南蔣匪軍進攻陜甘寧邊區，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面對10倍于自己、且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在彭德懷同志和仲勛同志的指揮下，正確地運用了毛澤東所制定的“蘑菇戰術”，在取得了延安保衛戰的勝利后，又接連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使蔣介石“三個月解決陜北問題”的企圖化為泡影，奠定了粉碎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的基礎。安塞真武洞召開祝捷大會時，我正在綏德工作，進行備戰，因承擔了臨時任務，才回到西北局機關，5月14日正趕上西北野戰軍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5萬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能讓我和仲勛見個面，也讓我參加了以西北局副書記馬明芳為首的慰問團去了安塞，同去的還有馬明芳的夫人馬淑良。當仲勛同志驚訝地見到我時，他非常生氣，當著眾人嚴厲地批評我說：“這么艱苦，你來干什么!”我為之一怔，但馬上意識到自己實在不應該來這里，影響太不好了。隨后，他還對我說：“如果戰爭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此時，我不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評，而且為有這樣的一位嚴于律己的丈夫而暗暗地自豪。

　　50年代，在參加一次晚會的時候，我聽見有人在我身后議論說：“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怎么那么土啊!”我聽了，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對仲勛說了，他聽后笑著說：“土比洋好!”

　　我在馬列學院學習后被留在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較遠，所以和家人總是離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們放寒暑假時，我更是管不了他們。盡管每個星期天晚間去上班時，我都是伴著孩子們依依惜別的“媽媽再見!媽媽再見!”聲離開家的，但我卻從沒考慮過是否和孩子們多呆上一會兒，甚至是否調換一下工作，離家近一些。那時，我心里想的就是服從組織安排，不能耽誤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沒有請過假，而對于時任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仲勛同志來說，他寧愿在業余時間多照管孩子們一些，有時還要給四個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時我們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這期間家里沒有請保姆。對此，他視之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總是仲勛同志最為開心的時候。也許是仲勛特愛孩子的緣故，所以他特別重視從嚴教子。我們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紅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就是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

　　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家卻住東城區。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趕回單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了，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仲勛(仲勛同志任國務院秘書長長達十年之久，可以說多數時間都是和周總理在一起的。)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總理就要問：“怎么見不到齊心同志呢？”

　　后來，在一次節日晚會上，我見到了周總理，他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哪里像35歲，4個孩子的媽媽呢？”并決定讓我參加外事活動。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勛同志參加過一次接待蒙古總統澤登巴爾夫婦的外事活動，以后也很少參加涉外活動。直到如今，我還沒出過國，連港澳也沒去過，最遠只去過深圳沙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