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五四　超越五四

　　——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

　　編者按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90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事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起點，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本刊特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鄭大華、浙江大學教授高力克和洛陽師范學院教授張寶明等三位先生，就五四運動的有關問題各抒己見。

　　主持人：危兆蓋(本報記者)

　　特邀嘉賓： 鄭大華(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高力克(浙江大學教授)

　　張寶明(洛陽師范學院教授)

　　如何看待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

　　記者：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后，人們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就有著不同的解讀，各位認為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

　　鄭大華：人們對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五四運動，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因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而引發的北京學生愛國游行示威活動以及后來以上海“六三”運動為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愛國斗爭；廣義的五四運動，除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學生愛國游行示威外，還包括此前興起、此后得到發展的新文化運動，人們一般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志，而以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為其結束的年代(也有學者主張以1923年為結束年代)。我們今天通常講的五四運動，根據不同的語境，兩種提法都是可以的。

　　就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我認為其精神主要有三點：一是愛國主義。北京學生之所以要游行示威，就是因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英、美、法所主導的巴黎和會沒有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交還給中國，而是交給了日本，使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的侵害。所以，愛國學生呼喊的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其游行示威的直接目的是要阻止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協定上簽字。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直接背景，是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民族危機空前加深。換言之，挽救民族危亡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發起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之一。二是思想解放。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我非常贊同鄭師渠教授提出的觀點，即“五四”的思想解放包括兩種解放：“對傳統求解放”和“對西方求解放”。“對傳統求解放”，主要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反省、批判和重新估定其一切價值。“對西方求解放”，主要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國人一方面要求重新審視中西文化關系，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觀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另一方面不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唯一選擇，而主張以俄為師，走社會主義道路。三是民主與科學。1915年9月，陳獨秀在標志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向國人疾呼：“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又生動地將民主與科學稱之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并明確表示，“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尤須指出的是，“五四”所倡導的民主，不僅指的是民主制度，而且還包括民主觀念和民主精神；“五四”所倡導的科學，除科學技術或科學思想外，更是一種廣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五四”對民主與科學的倡導，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推動了思想文化的變革。正是從“五四”起，民主與科學開始深入人心，成為一種社會意識或價值觀念。

　　高力克：由于五四運動有廣狹二義，人們對五四精神也就難免有不同的解釋，這應視為正常現象。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發表署名“毅”的文章《五四運動的精神》，文中首次將5月4日北京愛國學潮稱為“五四運動”，贊譽其為中國學生的創舉、中國教育界的創舉和中國國民的創舉，并將“五四運動”的精神概括為“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決的精神”。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最看重五四運動之“直接行動”的精神，并將其視為平民運動的第一步。新文化領袖陳獨秀則將五四運動視為“國民運動之嚆矢”，他亦強調五四運動不僅是愛國運動，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以上觀點，都將五四精神歸為一種公民參與政治的直接行動精神和犧牲精神。就廣義的“五四運動”而言，“五四精神”則以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價值為精神內核。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高揭之“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闡揚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的態度”，無疑是“五四精神”之最核心的內涵。“民主”和“科學”為新文化運動追求的兩大現代性目標，“評判的態度”則表征著新文化運動之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的批判精神。“五四”是一個偉大的啟蒙時代，“五四精神”最深刻之內核是思想解放的精神。陳獨秀主張：“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沒有萬世師表的圣人、推諸萬世而皆準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這是一種徹底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張寶明：“五四”和“五四精神”是兩個既相輔相成又自成一體的概念。就前者而言，它是一個囊括了整個五四精神之來龍去脈的一個思想體系。比如它既包括自《新青年》創刊伊始的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也包括日后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后的一系列新潮行為和運動；它既包括“新青年派”知識群體自身的言論行為，也包括由《新青年》雜志激活起來的保守主義等的思想和觀念；它有西方資源，也有東方資源；既有“導師”一輩的先驅，也有后生一代的崛起。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五四、五四運動、五四精神的總結和概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象就可以理解了。進一步說，“五四”和“五四運動”也不是一個概念，如上所說，“五四”是一個系統工程，外延和內涵都可以見仁見智，但“五四運動”一般指的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導師和學生共驅的“直接行動”。如果我們把五四系統工程粗略劃分為兩個時段，那就是我們常說的前一階段是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啟蒙主題的新文化運動，后一階段則是以愛國、進步之救亡為主題的社會運動。五四運動高潮之后，主導者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聲明“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區別，還專門連續撰寫《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和《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對當時各界的誤解以及誤會予以澄清。現在看來，陳獨秀的觀點并不過時。在他看來，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是注重“創造的精神”的運動；五四運動的精神則是“直接的行動”和“犧牲的精神”兩個要素。不難看出，當時的策劃者陳獨秀、李大釗等先驅要求“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也達到了目的。從注重人文思潮到關注社會革命，“五四”所有的一切正是在這一條被先驅設計好的線路上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