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紹興柯橋鎮江頭人。父傳珍，曾任江西進賢等縣知縣，思想比較進步，家倫幼年就受其父影響。1914年入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肄業后進入北京大學文科，成為蔡元培的學生。1919年，在陳獨秀、胡適支持下，與傅斯年、徐彥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當選為北京學生界代表，到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支持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惟一的印刷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評論》上第一次提出“五四運動”這個名詞，一直沿用至今。

　　1928年，羅家倫任以蔣介石為首的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教育處處長。同年8月，國民政府將“清華學校”改為“清華大學”，使清華大學由教會學校轉為國立大學，直接受國民政府管轄，羅家倫為首任校長，時年30歲。

　　1929年4月，因與清華大學董事會發生矛盾，羅家倫提出辭職。不料，清華大學學生會當即通告，對他辭職，“本校無人表示挽留”。1930年，清華師生掀起“驅羅”運動。5月20日，學生代表大會提出了“請羅家倫自動辭職”議案。羅家倫隨即提出辭呈，學生會立即致電教育部，“請速準其辭職”。

　　在清華校史上，有好幾位校長是被趕走的，羅家倫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考慮到羅氏辦事的宏大氣魄和果斷作風對于清華的巨大貢獻，考慮到羅氏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出色表現，總是令人不由自主地為之惋惜。歷史是無情的，羅家倫好像生來就注定和清華沒有“緣分”，正值清華的多事之秋來校任職，大刀闊斧，卓有成效，卻遇上中原大戰閻錫山控制華北，所以羅家倫不得不走，歷史又是那樣的會嘲弄人，羅家倫為清華費盡心力，卻吃力不討好，學生對他不滿進而發動驅羅運動，教授們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羅家倫終于傷心地走了，以后再也不肯回來。

　　我在閱讀清華校史的文獻時發現，在羅家倫去職后的幾年校內刊物上還不時能看到多多少少譏諷他的文字，而且這么多年來，清華校友似乎沒有人寫過談羅家倫在清華時期的紀念性文章。記得有一次我在書店翻一本書，讀到喬冠華自傳里有一句話，大意是說：我們當時雖然趕羅家倫，但羅還是有點本領的。再以后我有機會讀了羅家倫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羅家倫的文章見解透辟，感情充沛，文辭秀麗婉轉。

　　這樣一位有本領的人，為何在清華受到這般不相稱的“冷遇”？我們還要看到，羅家倫在離開清華不久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任職十年，使中大得到驚人的發展，一時佳評如潮，為什么偏偏在清華就不能成功呢？

　　1928年9月18日，羅家倫就任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發表題為“學術獨立與新清華”的就職演說。他對清華的設計是，“我們的發展，應先以文理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長其他的部門。”在就職演說中，他還說：“我想不出理由，清華的師資設備，不能嘉惠于女生。我更不愿意看見清華的大門，劈面對女生關了！”清華大學在羅家倫手里終于實現了男女同校。

　　羅家倫認為“羅致良好教師，是大學校長第一個責任”，為了提高清華的教授水準，他采取了重發聘書的措施。1928年10月29日送出教授聘書18份，為期一年。原來學校有55名教授，這就等于解聘了37人。與此同時，他延攬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著名教授，如歷史學家蔣廷黻，政治學家張奚若、蕭公權，哲學史家馮友蘭、化學家張子高等等，多達幾十人。這些人的到校，大大增強了本校教授陣容。十多年后，羅家倫在貴陽清華同學會的演講中提到這一點時還特別得意，他說；“我心里最滿意的乃是我手上組織成功的教學集團”。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30年代清華黃金時代的名教授大多數是在羅家倫任上聘請來的。

　　有些名教授，是羅家倫親自請來的。據說羅家倫親自到天津南開大學去請蔣廷黻，蔣廷黻不是特別樂于離開南開，但蔣廷黻若是不答應去清華，羅家倫便坐著不走，熬了一夜，蔣廷黻終于答應了。

　　羅家倫的另一個很大的貢獻是廢除董事會，使清華改歸教育部，并整頓基金。這三件事實際上是相互關聯的。清華原來不歸教育部而歸外交部管轄，國民政府成立后，清華名義上歸外交部和大學院共管，董事會由兩個主管機關派人數相等的成員來組成，清華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時代是由外交部總長、次長和美國公使三個人組成的，國民政府成立后改為外交部總長、大學院院長、美國公使三人組成。基金保管的機構還在外交部手里，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一貫以君子待人，并不去爭。羅家倫在就任清華校長之前，曾隨北伐軍北上，他當時的職務是戰地政務委員，并代表大學院兼管該會教育處。該會可以代表中央接收機關，調閱檔案。1928年夏初，他進入北平后發現了湯姆生會計事務所查清華基金帳目的報告。其中陳�｝垷熻F礦的股票20萬元，會計師估計只值大洋一元。其余的這類廢紙還很多，都抵了基金的現款。清華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揮霍、投機、公債生意之下損失極多，其帳目長期以來是一筆糊涂帳。1929年4月，羅家倫到南京開董事會時，提出自己的行政報告和下學年擴充計劃，結果是件件被否決。

　　他感到十分憤懣，決心以辭職來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與獨立，和清華隸屬系統的正軌化(即改屬教育部)。他認清這兩個問題要一道解決。

　　4月11日，羅家倫提出辭職。在此之前的兩天，他親自擬了一個一萬多字的長篇談話，把清華基金的積弊，根據會計事務所查帳的報告，一齊宣布出來，又把清華在共管制度下的困難，也一齊宣布出來，寄給上海各報，請他們在辭職呈文發表的那一天，同時發表。上海各報果然在那一天全部發表了。這一招給外交部以沉重的打擊。

　　羅家倫在離開北平時和美國公使馬慕瑞談妥，清華基金不歸保管委員會管，也不歸清華大學校長管，而交給中美人士共同組成的有良好信譽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后來在會議上，順利地通過了這一方案。清華的基金從此得到安定和增長。

　　關于清華改歸教育部問題，按正當手續應當在行政院會議上決定，羅家倫擔心教育部和外交部兩部部長不肯正面沖突，擬出一個調和的辦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這一問題拿到兩部部長都不出席的國務會議上去。事先請國務委員戴季陶和陳果夫以他們的名義向會議提案，要求將清華大學直接歸教育部管轄，他又活動了蔣介石及孫科等人，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國務會議上順利通過了。

　　這次辭職后，羅家倫回到杭州省親，同時游覽西湖美景。在杭州他遇見一位藏書家楊老先生愿意出讓豐華堂的全部藏書，其中善本書極多。他想把這批書全部買下來，以充實清華圖書館，于是電請圖書館主任洪范五南下，去商量價錢購書。結果是以三萬四千元買下了三萬七八千本書的大收藏，豐華堂楊氏藏書至今大部分還在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這批書是清華大學圖書館最珍貴的大批古籍藏書。

　　1928年5月17日，羅家倫接到國民政府的第二次慰留令，6月12日回到清華復職。

　　羅家倫對清華做了不少重大貢獻，但是他與本校的教師、學生關系都不大好。他帶來的清華大學組織條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會、評議會的權力。在羅家倫本人以及國民政府的立場上來看這算不上什么過失。但是清華以前是中國教育系統之外的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師生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很深，首先是損害了在本校教授中業已形成并運作的教授治校傳統，羅家倫雖然自稱在國民黨內不屬任何派別，但他畢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這層關系。這是歷來主張學術獨立于政治之外的清華人無法容忍的。他來清華之后，的確給清華吹來了一股強勁的“革命”氣息，如他本人在校著戎裝，在學生中推行軍訓等都是不得人心的。軍訓持續半年以后實在無法繼續下去，只好作罷。羅家倫當時三十出頭，年輕氣盛，好展才華，給人的印象不大好。這些因素都是清華師生不歡迎他的原因。當然，直接促使羅家倫去職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戰蔣介石失利，閻錫山控制華北，羅家倫是國民黨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