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清華簡：《保訓》與周文王稱王

　　劉國忠　

　　周朝雖然是到周武王時才滅掉商朝,完成了建國大業的,但是真正奠定滅商格局的則是武王的父親文王。史稱周文王時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從而確立了對商的優勢地位。因此,周文王時的統治對于西周的發展壯大至關重要,周人也把其王朝的開端上推到周文王時期。不過,由于書闕有間,有關周文王時期的歷史記

　　載相當有限,從而限制了學者們相關研究工作的深入。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竹簡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為《保訓》,其內容系周文王臨終前對其兒子發(即后來的周武王)所留下的遺囑,風格與《尚書》的《顧命》篇相似,為以往學者所未聞見。《保訓》篇文字古奧,許多論述不易索解,有待于今后進一步探研。但就目前已能了解的內容來看,其價值可謂是空前的。簡文一開始點明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為“惟王五十年”,這五個字可以對千百年來學者們聚訟不清的有關周文王事跡的爭論起到撥云見日之功效,意義非常重大。在筆者看來,它至少能說明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證實了周文王在位期間曾自稱為王。關于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經稱王,從古以來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文王晚年已經自稱為王,漢唐時期學者們對于《詩經·大雅·文王》篇的注疏中也持同樣的觀點,足見直至漢代,人們大都相信周文王生前已經稱王。但是從唐代開始,一些學者開始懷疑周文王稱王的事實。如劉知幾在《史通》的《疑古》篇中言:“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亦表達了類似的意見;梁肅在《西伯受命稱王議》中也認為所謂周文王稱王之說是“反經非圣”的觀點;到了宋代,歐陽修在《泰誓論》中更是對此予以極力辯駁,稱文王受命稱王的看法為“妄說”。受他們的影響,此后的學者多懷疑周文王生前稱王的事實。他們或認為《周本紀》的相關記述是“司馬遷不達理道之舛”(明代馬明衡所著《尚書疑義》卷4),或認為《史記》的相關內容出自劉歆的增竄(清代方苞所著《望溪集》卷一)。至清代梁玉繩則在《史記志疑》中對歷代學者指斥此說的情況予以了總結。

　　這些學者之所以要極力否定周文王稱王的史實,是因為如果周文王為商紂王之臣,如果他生前真的稱王,勢必違背了封建社會的正統倫理觀念,也無法樹立周文王的“至德”形象。到了20世紀初,王國維在《古諸侯稱王說》(《觀堂別集》卷一)則提出:“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并認為“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茍知此,則無怪乎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事殷矣。”王國維此說一方面既承認了周文王生前稱王的事實,另一方面又將其政治上的象征意義加以淡化,可以說是對周文王生前稱王說的一種折衷和調和。

　　20世紀七十年代,陜西周原地區出土了眾多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時有“周方伯”和“王”的內容。一些學者認為“周方伯”和“王”同指周文王,周文王生前即已稱王,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王”指商王,“周方伯”指周文王,并進一步提出周文王并未稱王。從這些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經稱王,千百年來一直是學者們爭論不休的一個焦點。

　　清華簡《保訓》中“惟王五十年”的記載,可以為千百年來有關周文王生前是否稱王的爭論畫上一個句號。它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周文王生前確實已經稱王,《史記》等相關文獻關于周文王稱王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當然,周文王的稱王是否如王國維所言只是“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還有待于更多的討論,但是無論如何,周文王生前即已稱王,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

　　二、提示我們周文王稱王的時間可能并非在其晚年。按照古書的記載,周文王原為殷的西伯,由于受到商紂王的猜忌,曾被紂王囚禁于羑里。西伯被釋放后,暗中推行仁政。由于西伯使虞、芮之訟得以圓滿解決,諸侯皆稱西伯為“受命之君”。周文王即是在“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按照傳統的說法,西伯受命稱王為其在位的第42年。因此西伯稱王是在其晚年才有的事情。然而《保訓》篇“惟王五十年”的論述卻使我們懷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稱王,才會出現這樣一種記載,而這一情況從未見于任何一種傳世文獻。如果文王真的是在其即位之初就已稱王,這將是周代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對于我們重新審視商周時期的關系會有很大的幫助。

　　三、印證了周文王的在位年數為五十年。關于周文王在位的時間古籍記載略有不同,《史記·周本紀》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尚書·無逸》亦稱文王“享國五十年”,這些文獻都認為周文王在位時間為五十年。但是《呂氏春秋》的《制樂》篇則提出了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從清華簡《保訓》篇我們可以知道,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時患了重病,并留下遺囑,他去世的時間應該就在此后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數應為五十年。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史記》和《尚書·無逸》篇有關周文王在位時間的記載是正確的。

　　四、有助于我們認識周文王稱號中的“文”字為謚號而非生稱。關于文王、武王的稱謂是生時的美稱抑或是死后的謚號,學者們一直有不同意見。如果文王、武王生前已經自稱為文王、武王,那么在文王、武王活著的時候應該已經普遍使用這些稱謂,但是我們從現有的材料來看,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僅稱為“王”的材料,而很難發現他們生前自稱為“文王”和“武王”的證據。山西曲沃晉侯墓地31號墓出土的所謂“文王玉環”,李學勤先生已經指出其時代較晚,并非是文王當時所刻(見《華學》第1輯,第71頁);至于記載周武王伐商史實的利簋,其制作年代也應在周武王去世之后。清華《保訓》篇也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直接的證據。《保訓》篇記載了文王臨終前的遺囑,這已經是有關周文王在世期間史事的最后材料,但是篇中所用的稱謂仍是“王”而非“文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周文王生前雖然已經自稱為王,但他并沒有自稱為文王,文王的“文”字為其死后的謚號,其時代應該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后。《禮記·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如果我們把周文王生前自稱為王和死后謚號為文王當做兩件不同的事情區別開來,就可以對這些看似矛盾的文獻記述予以合理的解釋。因此《保訓》的相關論述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周代謚法的相關內容。

　　(本文系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