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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真實的“五四”

　　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

　　文/傅國涌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五四”的認識，大多都是從政治史出發，或者是從思想史出發的，很少從社會層面去認識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況，和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追求，從而展開一幅幅更逼近歷史原貌的畫面。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總是一種宏大的敘事，思想史重視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觀念，它們都具有極強的選擇性，如同一個篩子，常常把許多活的細節過濾了，變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知識。而真實的社會生活常常是參差不齊的，如同一棵沒有被修剪過的樹，枝條交錯，往不同的方向生長，然后枝上滿是葉子，每一片葉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態去承受陽光和風雨。

　　一句話，歷史的原貌要更加豐富，更加多樣，呈現出更多的不規范。歷史不是紙上寫成的，歷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是在“五四”那樣一個大時代，許多不同的側面都值得我們去關注，那原本是一個有著無數的不確定性、無數的可能性的時代。

　　“五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多元和開放性，眾聲喧嘩，沒有權威，否定偶像，各種思潮、價值相互沖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生機和活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很少有唯唯諾諾的，都是有棱有角的。“五四”的中國誠然是一個很不完美的社會，否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這一幕幕鬧劇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場，這些鬧劇背后都有深層的社會原因。一個沒有經歷過啟蒙運動洗禮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趕下了龍廷，也沒有在一夜之間獲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權的終結，舊權威的消解，迎來了一個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時代。以往，在談論“五四”時我們常常聽到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這些說法。這些說法都沒有錯，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銳期刊和一些報紙副刊為平臺，年輕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過了傳統的藩籬，熱烈地擁抱來自西方的林林總總的新思潮、新主義，向往一種全新的精神生活。

　　至于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斷有北大向女生開放、女青年進入銀行和百貨業等新聞出現，一方面貞操問題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女性為反抗包辦婚姻而自殺的消息也時有所聞，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1919年11月湖南長沙的趙五貞自殺，青年毛澤東就在當地的《大公報》《女界鐘》等媒體連續發表了十篇評論，為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聲疾呼，甚至喊出了“趙女士萬歲”的口號。

　　這些解放的后面，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個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于成為空話。而社會的自我解放也意味著每個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這應該是“五四”的核心命題，德先生、賽先生也好，娜拉出走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這些討論都是社會自我解放的一部分。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五四”已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經過晚清以來幾代人的努力，從王權的枷鎖下漸漸掙脫出來的社會已擁有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也是從臣民向公民轉型的一代，他們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切，應該放在對國家命運的這個大尺度上來看待。在當時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曾這樣說：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

　　作為一個新興的階層，“五四”時代引領社會潮流的知識分子，和另一個幾乎同時出現的實業家階層，如同歷史的兩個輪子，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社會解放不僅僅是通過知識獲得解放，也是通過經濟的發展獲得解放。以往我們對“五四”的認識有個誤區，以為“五四”不強調私有產權，其實，那個時代的人們擁有創辦私有企業、銀行的權利，有從事商業、追求財富的權利。不少實業家在致力于發展自己企業的同時，一樣關心社會，熱衷公益。榮氏兄弟有一句名言，“愛國之心，未敢后人”。一個典型的案例，美國留學回來的實業家穆藕初，1920年做出一個決定，要拿出一筆巨款，以民間方式設立基金會，委托蔡元培(胡適、蔣夢麟、陶孟和這些人去輔助)在北大學生當中物色候選人，資助他們去歐美留學，最后選出的人包括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人，后來又加了一個江紹原。6個學生回國后在學術上都有建樹。這完全是一個實業家發自內心的無償捐助，不求任何回報，但這些受惠的學生永遠都忘不了，在抗戰時期他們曾設立一個穆藕初獎學金。在“五四”學生運動激蕩的背后，正是有著社會的后援力量，除了教育界、新聞界，離不開實業界的支持。1922年在上海召開的“國是會議”，就是由上海總商會與江蘇省教育會聯手推動，那個時候具有相當自主性的兩大階層，已成為社會的支柱，軍閥占據政治舞臺的中心，他們則在社會舞臺上做自己的努力，國家與社會相當程度上的分離，社會才會產生自己獨立的意愿。這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的根本原因。 ★

　　編后：

　　“五四”時代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晚清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革孕育出來的，這一時期，風云際會，西方各種社會思潮蜂擁而至，廣為流傳：胡適宣傳的實用主義，梁啟超、張東蓀宣傳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劉師復、黃凌霜等宣傳的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周作人宣傳的新村主義；王光祈宣傳的工讀主義；陳獨秀、李大釗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空間里，各種思潮的爭論與碰撞迎來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時光，如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的爭論、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論戰、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的論爭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其中，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規模空前，影響深遠，爭論的根本是中國的發展前途。經過論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堅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心。1920年8月，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在各地成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