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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夢斷“新村主義”

　　周作人太以自己為一個啟蒙者了，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而這也是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

　　本刊記者/孫冉

　　人們對于周作人的了解遠遠不及對他的兄長魯迅，反而更多地糾結在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漢奸等問題上。

　　文化學者止庵感嘆，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為一個啟蒙者了，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劇。而這也是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

　　為了拯救國民性，喚醒國民的冷漠麻木，魯迅棄醫從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新村主義”，他預感到了社會要大變，但他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通過喚起人心的善來變革。

　　周作人死于文革初期，他一生的思想都沒離開“新村主義”。從早期的宗教般狂熱，到中期被詬病的空想，再到晚年他自己也反復批判。其中的糾結，可想而之。

　　錢理群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已經去了五代，現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時候是第一代。

　　發現新村：“人的生活”

　　周作人赴日留學主要受了魯迅的影響。同在日本的那幾年，兄弟二人一直合力翻譯小說。周作人對那段日子的記述并不如意：“住在一間狹促的房間里，氣悶得狠，不想工作，因此一次魯迅忽然激憤起來，揮起他的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

　　獨自在日的兩年，周作人翻譯數量明顯下降，卻找到了讓自己著迷的事情。

　　1910年，日本白樺派文學團體登場。白樺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實篤說“白樺運動是探討個人應當怎樣生活”。這似乎說到了周作人心里。

　　同年，白樺派的思想陣地《白樺》雜志開始宣傳新村主義，之后，他們又創辦了《新村》。新村主義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認為，“新村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盡了對于人類的義務，一方面也盡了各人對于各人自己的義務；贊美協力，又贊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幻想以這樣的新村為實驗園地，進而推廣到全世界”。

　　1918年12月，白樺派的“新村運動”從宮崎縣的深山中開始，周作人同樣很早就參與了運動。

　　同年十二月號《新村》發表了武者小路實篤的文章，其中就提到周作人訂閱《新村》的事：“一位支那人，從支那訂閱《新村》，這使我們愉快！支那人啊！在支那建立新村支部吧！”

　　很快，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6號上，發表了周作人一篇標志性文章——《人的文學》。

　　許多研究周作人的學者都把這篇文章定義為周一生思想形成的源頭，文章中的觀點受白樺派影響很深。

　　文章分3部分，第3部分才談文學，之前都是在談正當的人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而正當的生活，就是通過“新村”來展示。所謂人的生活，就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這是周作人對人道主義的解釋，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對于人道主義的理解始于托爾斯泰，如今又傳遞到了周作人。

　　文化學者止庵對“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理解是：社會不是集體決定一切，而是集體里的每個個人都是獨立的分子。而彼此都承認對方的獨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而不是大家都聽一個人的，更不是因為大家參加了集體而喪失了個人的存在。

　　這與之后的“集體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其實有很大不同。

　　體現在“新村”則是，強調的不是個人修行，是集體生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希望由小集體變成大集體，由大集體變成全社會。

　　周作人很早就有對民變的憂慮。他生在1885年，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15歲時發生了義和團運動。這些來自民間的破壞力量讓他身有感觸。

　　他深刻預感到社會即將大變，除了依靠武力斗爭，他希望通過一種溫和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依靠一種不流血非暴力，煥發每個人內心的善來解決社會的積弊。

　　而這也是那個時代，所有執著于“新村主義”的人們的同樣信念。

　　周作人一直想親身去日本的新村看看，而在他去日本之前，就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3號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這是中國關于日本新村運動的最初介紹。

　　直到同年7月，他才遂了這個心愿。

　　后來在一篇題為《訪日本新村記》的文章中，周作人這樣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東南部宮崎縣的日向時的感受：

　　種下許多甘薯，在草地上同吃了麥飯，回到寓所，雖然很困倦，但精神卻極愉快，覺得30余年來未曾經過充實的生活。

　　其實周作人只在新村待了三四天，他并不了解，那時的日本新村，主要靠武者小路實篤的稿費在維持。周圍的村民看來了一堆怪人，紛紛把物價提起來了，連買個雞蛋都不便宜。即使這十幾人每天勞作，依然無法做到自食其力。

　　新村的許多現實局限性很早就出現了，但當時的周作人已陷入要將新村推廣至全世界的巨大熱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