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是如何迎合毛澤東的

　　馮錫剛

　　毛澤東是一位政治家詩人，對于所創作的有望傳諸后世的作品，素來嚴謹而看重。康生是中共高層少數幾位通曉詩詞與書法的領導人，在金石字畫的鑒賞和詩詞書法的造詣上，雖不如行家里手，卻能憑借特有的政治敏感，洞見領袖的心態，對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的種種做派，真是將政治權謀與藝術欣賞結合得天衣無縫——仿佛是詩家的藝術共鳴，其實乃權臣的機巧逢迎。毛澤東信用其人，固主要在于康生對其政治路線的迎合，而詩詞書法則又成為一種獨特的媒介。

　　最初的文字

　　目前所能見到的康生關于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的最初的文字，可能是這樣一則題記(原文無標點，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時毛澤東同志寢室開會，見案頭有宣紙三疊，墨跡猶新。展視之，乃澤東同志近書詞稿三首……今經手書，尤為珍貴，真可謂光騰萬丈，筆掃千軍矣。自思如能請而得之，加以裝潢，傳之后世，誠社會主義文壇一大勝事也。會議十二時畢，我乃持此三稿，向澤東同志請曰：“我甚愛此，可否惠我？”澤東接稿，熟視后說：“三詞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獲許，快甚，持之急出，頓覺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勝似春光”矣。

　　也許有人會以為這只是不供發表的題記，只是表達康生的內心感受而已。其實不然。在逐漸成為執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的政要之后，康生確實通過種種運作，將毛澤東詩詞及其墨跡的發表弄成“社會主義文壇的一大勝事”。

　　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作于這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廬山》，在與會者中傳抄。9月1日，毛澤東致信《詩刊》主編臧克家等人，寄去這兩首七律，“如以為可，可上詩刊”，其動因在批判彭德懷：“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里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我這兩首詩，也是答復那些忘八蛋的。”9月7日，毛澤東就這兩首詩的修改致信胡喬木，更明確地指出：“主題為了反右傾鼓干勁的，是為了懲治反黨、反總路線、反大躍進、反人民公社的。”康生對這些內情無疑全然知曉，因而對毛澤東欲借助詩詞作為政治斗爭利器之心態了如指掌。由此可見，這則寫于1959年10月下旬的題記，將毛澤東書寫自作詩詞視為“社會主義文壇一大勝事”，正是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下鼓吹個人崇拜的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