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三年之后，蘇童在最近一期的《收獲》雜志上發表了最新長篇小說《河岸》。近日，這部長達20萬字的小說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而英文版也將于年底在英國推出。日前，本報記者對蘇童進行了獨家專訪。小說中，庫文軒妻子審問丈夫“亂搞”情史的筆記被兒子庫東亮竊取，而庫東亮暗戀小說唯一女主角慧仙的日記被公之于眾。這兩個情節，讓人很容易聯想起“艷照門事件”——同樣與性有關，同樣是偷窺，同樣是意外泄密。

　　與田震“同病相憐”

　　蘇童告訴記者，他最初的文學啟蒙，與小時候的一場大病有關，而最直接的影響則來自喜歡文學的姐姐。

　　9歲時，蘇童得了很嚴重的腎炎，并引發了血液病，腿上長滿了紫癲，在家休學一年。蘇童解釋道：“就是最近風傳歌手田震得的那種病。”幸運的是，在兩位老中醫的診治下，蘇童喝了一年中藥之后，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對中醫很有感情。我還記得這兩個老中醫的姓名和容貌——一個姓陸，一個姓畀；一個很帥，一個很干瘦。直到現在，我看所有醫生都覺得不對勁，總是拿他們與那兩個中醫做比較，覺得他們面目可憎。”

　　在家養病的蘇童，因為寂寞，患上了很嚴重的“文字饑渴癥”。每天，蘇童喝完藥后，最大的樂趣就是跑到房子的走廊上，看糊在墻上的報紙，有些報紙糊倒了，他就倒著頭看。當時，蘇童的姐姐正讀高中。經常會帶一些“文革”前被充公的禁書回來看，如《紅與黑》、《復活》等。這些書成了蘇童排解寂寞最好的良方。

　　找葉延濱“走后門”

　　1980年，蘇童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那時候，舒婷、北島等“朦朧派”詩人風頭正勁。蘇童最初的文學創作也是寫詩。他透露，自己第一次發表詩歌，是在現任《詩刊》總編輯葉延濱那里“走后門”得來的。“我們‘80屆’的大學生，尤其中文系學生，如果不寫詩是很羞恥的。那時，我每天都寫詩，然后寄出去企圖發表，但真的很難。”在屢次投稿石沉大海之后，蘇童突發奇想，將詩稿直接寄給了當時在《星星詩刊》當編輯的葉延濱。“他給我發了一組詩。那一期《星星詩刊》出來后，我在同學中威風得不得了！”

　　蘇童坦承自己寫詩不行，后來余華他們笑話他的一個方法，就是當著他的面朗誦他早年的詩歌。1983年，蘇童的小說處女作《第八個是銅像》發表《青春》雜志上。雖然，蘇童現在覺得這篇小說“太難看了，從不把它收到集子里”，但他由此踏上了小說創作之路。

　　“以為張藝謀會邀請我”

　　自從中篇小說《妻妾成群》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后，蘇童的小說一直是影視導演的心頭好，最近，他的作品《婦女生活》還被搬上了話劇舞臺。當年張藝謀拍《紅高粱》時，作家莫言亦參與其中；而《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時，劇組和片場中并未見蘇童的身影。對此，蘇童說：“開始，我自以為張藝謀他們會邀請我，結果他們絲毫沒有這個意思。從這開始，我只賣版權，從來不參與影視劇的改編。后來，我覺得不參與太好了。寫小說只用對自己負責，而編劇要對太多人負責——導演啊、監制啊，甚至某個女演員。”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后，一夜之間，蘇童的讀者呈爆發式增長。在蘇童看來，小說改編成電影對他來說是好事。雖然，與小說原著對照，也有個別電影改編得完全不對，但蘇童對此抱著一種寬容態度：“我把小說的電影版權賣給你，只是一次商業交易而已，其中不必夾雜那么多情感因素。這正如我是賣棉紗的，最后布紡成什么樣子，跟我關系不大。”

　　對于小說改編成影視劇，蘇童稱自己是抱著守株待兔的心態：“你不能騎著獵槍去找兔子，這樣只會被獵槍打傷自己的腳。一些人問我在寫作時是不是想過要為電影改編提供便利，這完全是瞎掰，問這話的人他自己一定不寫小說。一個作家自以為要寫出符合電影劇本的小說，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你是作家，他是導演，你必須清楚，你迎合不到。”

　　蘇童擅長寫女性，《妻妾成群》、《米》、《婦女生活》、《碧奴》構成了蘇童的女性四部曲。不管走到哪兒，蘇童的女性文學粉絲總是很多，甚至有人笑稱：蘇童是作家中的“婦聯主任”。然而，蘇童卻說：“我并不覺得自己寫女性很出色，更談不上懂女人。因為不了解，有一類女性我從不敢寫，那就是知識分子女性。”

　　《河岸》在一樁“歷史謎案”中展開，主要講述了烈士鄧少香的后代庫文軒在“文革”時代，因其烈屬的頭銜遭到諸多質疑，在被指作風有問題后剪斷了自己的陰莖。為了讓離開河岸的父親能與奶奶的紀念碑永遠在一起，庫文軒的兒子庫東亮把象征歷史光榮的烈士紀念碑背到了船上。在岸上人的討伐聲中，庫文軒投河自盡……成長的煩惱與歷史的荒誕不經，形成了庫東亮的殘酷青春與灰色記憶。 駐上海記者 吳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