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讀書人，不斷跟它對話，并非“濫得虛名”，主要還是事件本身的質量決定的。必須承認，一代代讀者都跟它對話，這會造成一個不斷增值的過程；可只有當事件本身具備某種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無限豐富性，才可能召喚一代代的讀者。當然，會有這么一種情況，事件本身具有巨大的潛能，但因某種限制，缺乏深入的持續不斷的對話、質疑與拷問，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比如說文化大革命，這絕對是個“重大課題”，只是目前我們沒有能力直面如此慘淡的人生。“五四”不一樣，幾乎從一誕生就備受關注，其巨大潛能得到了很好的釋放。九十年間，“五四”從未被真正冷落過，更不要說遺忘了。我們不斷地賦予它各種意義，那些汗牛充棟的言說，有些是深刻挖掘，有些是老調重彈，也有些是過度闡釋。說實話，我擔憂的是，過于熱鬧的“五四紀念”，誘使不同政治力量都來附庸風雅，導致“五四形象”夸張、扭曲、變形。

　　回過頭來看，20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對話的，還是“五四”。所謂的“五四運動”，不僅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抗議，它起碼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雖然此后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個時候建立起來的思想的、學術的、文學的、政治的立場與方法，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

　　記得十年前，我曾帶著自己的學生，依據檔案、日記、報道和回憶錄，重構當年北大學生游行的全過程。拿著自己畫的游行路線圖，從沙灘北大紅樓出發，以尋訪者的身份，一路上指指點點、尋尋覓覓，順帶講述各種有趣的故事。到了天安門廣場，因正值“兩會”期間，警察很緊張，深怕我們圖謀不軌。解釋了大半天，才放行；不過，催著快走，別停留。穿過東交民巷，轉往東單，再折向趙家樓。還敲了門，走進去跟老住戶聊天。那次“重走五四路”，北京電視臺還派攝影追隨，做成了專題片，可惜播出時沒錄下來。

　　雖然每年都有紀念，但“五四”離我們還是越來越遙遠。希望弘揚“五四精神”的，以及主張打倒“五四傳統”的，好多都是在空中打架，沒有真正落到地面上來。我之所以試圖重建歷史現場，目的是恢復某種真切、生動、具體的歷史感覺，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歷史事件早就遠去，但有些東西我們必須記憶。沒有大的歷史視野，只記得若干瑣碎的細節；或者反過來，沉迷在一些宏大敘事中，完全沒有生活實感，二者都不理想。我們需要有大視野，同時也需要具體的歷史細節。

　　看待歷史事件，每代人都會帶上自己的有色眼鏡，或者說“前理解”。這是所有歷史學家都必須面對的困境與宿命。“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名言有其合理性；但沉湎于此，很容易變得自負、專橫。歷史學家所面對的，只是一堆五彩斑斕的“文明的碎片”；我們憑借專業知識，力圖用這些有限的“碎片”來拼接、還原、重構歷史，這本來就有很大的危險性。你要是心高氣傲，根本不把古人放在眼里，肆意揮灑自己的才情與想像力，不扭曲那才怪呢。我們確實無法完全呈現早就失落的歷史場景，但那就應該徹底舍棄嗎？作為訓練有素的觀察者，我們有義務努力穿越各種迷霧，走近1走進那個事件的內核，跟歷史對話。某種意義上，我們之“重返現場”，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借助這一尋尋覓覓的過程，跟五四新文化人進行直接的心靈對話。這樣的“五四紀念”，既五彩繽紛，也充滿動感，還跟每個尋覓者的心路歷程聯系在一起。這樣的“五四”，方才“可信”，而且“可愛”。基于這一信念，進入新世紀以后，我改變論述策略，努力“走進五四”。

　　你問為什么？因為我覺得，“偉大的五四”越來越被懸置，高高地放在神龕上。這樣做,效果不好。長期以來，我們確有將“五四”過分神圣化的傾向。現在又反過來了，頗有用輕蔑的語調談論“五四”的——不就是幾千學生上街嗎，不就是燒房子打人嗎，有什么了不起；再說，動作那么粗魯，應追究刑事責任才對。面對如此“新解”，真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才好。記得魯迅對國人不了解《儒林外史》的價值，曾發出這樣的感嘆：“偉大也要有人懂。”再偉大的事件、著作、人物，若沒有人真正跟它對話，沒有讓它回到人世間，就無法發揮真正的功力。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關鍵時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跟它對話。事件已經過去了，但是它會轉化成一種思想資料，不斷地介入到當下改革中。“五四”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你可以從各種立場來談，從各個角度去看，但是你不能漠視它的存在。

　　為什么需要不斷地跟“五四”對話？“五四”對我們來說，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不管你持什么立場，是保守還是激進，面對著如此巨大的存在，你不能視而不見。其實，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也都是在這種不斷的對話中產生意義的。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87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復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