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自述曾遭遇三次出書難。1931年初，任教于燕京大學的錢穆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先秦諸子系年》。顧頡剛認為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遂推薦給清華大學編輯的“清華叢書”。當時審查該書者三人。其一為陳寅恪，其一為馮友蘭。陳寅恪后來告訴別人：王國維以后，再也沒見過此等作品了；馮友蘭則認為，此書應該改變體裁，以方便讀者閱讀。自然，錢穆不會去“改變體裁”，審查未獲通過。后來，錢穆將此書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高校南遷。在昆明，陳夢家勸錢穆“為全國大學青年計”，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錢穆便寫成《國史大綱》，依然交給商務印書館。當時規(guī)定，書籍著作須經(jīng)重慶中央某處審查。審查分為三種：一是審查通過即出版；二是依照指示改定后再出版；三是遵照指示改定后須呈請再審。《國史大綱》送審后被列為第三批。審查處認為，“太平天國”是革命行為，錢穆卻以“洪楊之亂”稱之，應予改正。錢穆認為，洪秀全自居為“天弟”，所至之處焚毀孔子廟，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可由審查處徑加改定。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俟抗戰(zhàn)事定，再公之國人，以待國人之公評。”審查處看了錢穆的信，居然同意照原稿印行。該書經(jīng)此波折，最后也算有驚無險。

　　到臺灣后，孔孟學會邀錢穆寫孔子和孟子的傳記。錢穆先寫成《孔子傳》。孔孟學會評議會讀完以后，認為其中若干說法不同于主流意見，應該改正。錢穆十分不悅。“余意學術著作，不比政治行事，可遵會議決定。學術著作則須作者本人負責。……余之此稿，亦復字字斟酌，語語謹審，經(jīng)數(shù)十年之私見，但亦有據(jù)有證，非另創(chuàng)新說，豈得聽評議桌上一二人語，遽毀生平。”于是索回原稿。后來記者披露了此事，出版社紛紛找上門來，要求印行。《孔子傳》得以順利出版。錢穆感嘆：此書付印曲折，可知著書不易，出書亦未易也。

　　在無須買賣書號的環(huán)境下，盛名如錢穆者，尚有如此遭遇，可見發(fā)表意見之難。最近幾天，正好有出版社要我按指示修改書稿，我連想都沒想，屁顛屁顛地改了。出版環(huán)境如此緊縮，能出就不錯了，我復何爭？是的，重現(xiàn)實利益勝過重己見早已成為常態(tài)，也或者，我們根本沒有自己堅定的意見了，還有什么好堅持的？

　　(王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