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實嚴歌苓天生是個很愛說笑的人。但她傳奇般的半生經歷使她變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態，也從兒時起至今，如影隨形。

　　小時候，父母把嚴歌苓從上海帶到安徽，從安徽又帶回上海。在上海，她講普通話，跟周圍的孩子總是有隔閡，“我覺得自己哪里都不屬于。”

　　十二三歲，她到成都參軍，由于是“反動知識分子家庭”出身，部隊里的人都對她不冷不熱。十五歲，她愛上30歲的軍官，被集體批斗。

　　沒有一個年輕人不想從眾、得到大家的認同。“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融入的那種渴望。”

　　她搶著掃豬圈，挑豬食，做特別苦的勞動，讓自己工農兵化。平時，她不敢像在家那樣隨便說話，因為一不小心別人就會覺得她在諷刺他們。

　　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已經在潛意識里給了她最具創傷性的記憶，而正是這種創傷打開了她用小說來表達自己的欲望。她開始嘗試寫作。

　　她坦言，成為一個作家，有一絲無奈。

　　“如果我不是這么一個人，而是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也許我可以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者醫生？我沒有學習過任何理科的東西。”她對記者說。

　　小說對她的重要性使她如此地癡迷于寫作。與嚴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國內女作家成名之后，紛紛擔任一些社會職務或大學教師，而她儼然是一個專職的“寫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沒什么興趣。”

　　之前，王安憶在復旦教授小說創作，嚴歌苓也去了，可她覺得“挺受罪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當眾有話說的人。我的長處就是寫作。”

　　她給人的印象是安靜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當這個環境與她心里強烈的表達欲望發生了尖銳的沖突后，便使她充滿了一種傾訴的爆發力。

　　從1986年至今，嚴歌苓已經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7部中短篇小說集，驚人地保持著年均一部小說的產量。“嚴歌苓現在的創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現在漢語作家中最具職業精神的一個。” 文學批評家、《人民文學》主編李敬澤對本刊評價說。

　　除開調查采訪和找資料的時間，她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寫作中。如果一個作品開始寫了，那么從早上8點到下午1點將是她雷打不動的寫作時間，一般每天會寫六七千字。每本書集中寫作的時間也就是那么兩三個月。

　　她多次使用“High”這個詞來形容自己一瀉千里的寫作狀態：“寫得就像沒閘似的。”這種狀態一般會在作品寫到超過一半的時候出現。那時，“每個人物都會有自己的命運了”，性格也已成型，他們好像自己會走。她每天需要做的，僅僅只是順著他們的邏輯動動鉛筆——她依然用鉛筆寫作。

　　嚴歌苓到底能寫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寫。我總是覺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還沒寫出來。想趁自己還年富力強的時候多寫一點。”

　　她想說的故事總是層出不窮，比如，很久以前，她腦子里冒出一個想法：我們國家發生過這么多的歷史大事件，而同樣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身上，應該會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幾個人在同一個歷史背景下的命運都寫下來。

　　“一個小學教員，一個私營工廠的廠長，跟一個國家干部，他們是怎么樣在國家的歷史中沉浮的？”她覺得這會是蠻有意思的一種嘗試……

　　她還橫向嘗試了移民題材。《扶桑》是第一代華人移民的故事，后來的《風箏歌》《乖乖貝比(A)》等作品寫的是第二代。“本來想往下寫，看他們命運的變遷，一直寫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現在只寫了這么一點。” 她說。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更為罕見的是，嚴歌苓的高產量并沒有影響到她作品的質量。李敬澤指出，“高產，而且質量還一直保持在一個水準上，這體現出一個作家的內在力量。”

　　“很優秀”也“很邊緣”

　　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末的嚴歌苓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到出國后的生活，然而她認為，這幾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歷練，都是“強加在她頭上的”。“我所經歷的已經遠遠超過我所應該經歷的了。”

　　也許恰是這樣復雜而顛沛的人生經驗，使她的作品在中國當代作家中獨樹一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毫不諱言地把嚴歌苓放在“中國當代女作家第一位”的高度，“她的作品技術含量比較高，”他認為，中國的大部分作家不太會寫長篇小說，要么是把中篇拉長，要么就寫得非常拖沓。而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通常都有一個非常獨特的‘核’，動機、展開都處理得比較好，敘事控制松緊適度，還經常把命運推到一個非常危險和困難的境地，擁有一種很典型的、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結合的意識。”

　　這恐怕與嚴歌苓經過美國的專業寫作訓練有關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國家，游離在不同文化之間，更使她獲得了一個特殊的寫作視角。

　　“因為嚴歌苓獨特的背景和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講，她的寫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狀態，” 李敬澤認為，“在不同文化背景、國家、民族的差異中，嚴歌苓的確獲得了她那種獨特的靈感和眼光。”

　　嚴歌苓則評價自己說，“我所處的這種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隨著一種潮流去走。中國和美國的文學里都有寫一些東西時興、好賣，也有時髦的思潮。而我會保持一種很冷靜的、側目而視的姿態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學的‘時尚’。”

　　李敬澤覺得，嚴歌苓現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中國文學可能確實需要差異性的眼光。“我們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態度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都過于近似。結果忽然發現有這樣一個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這是一個大收獲。”

　　而在國內一些作家開始出版英文版作品準備“走出去”的時候，在國外生活的嚴歌苓對自己作品在異國的影響有著清醒的認識。她明白，書賣得再好也沒有用，自己在美國只是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無論是寫的故事還是主題，所有的東西都是少數民族的，只是美國主流文化的一種點綴而已。

　　“在美國我永遠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嚴歌苓說。“要想做主流，就會很痛苦。所以，還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邊緣人物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