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夫婦的所謂“蜜月”之旅

　　瑪莎·蓋爾霍恩和海明威于1941年開始報導中國戰爭，和奧登及伊舍伍德的形式多變的歷程以及他們對于中國未來的希望都很不相同。奧登和伊舍伍德傾向左翼，他們廣泛旅行的目的是記述中國當時局勢的許多側面，但是，對于瑪莎·蓋爾霍恩而言，她在西班牙呆過一陣子，報導了內戰，對她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名記者目睹戰爭的行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看見的比奧登和伊舍伍德更少，也沒能在戰場上看得更遠。像奧登和伊舍伍德那樣，她沒能會見知識分子和傳教士，也沒享受外交家們的盛情款待。海明威似乎對訪問中國沒有多大興趣，但是，由于他在1940年與瑪莎·蓋爾霍恩結婚了，所以他伴隨她進行了他所謂的“蜜月”之旅。

　　瑪莎·蓋爾霍恩看來很想去中緬公路，到中國的前線，但是她不是她的雜志的首選人物。“《柯勒支報》已經派了別人，派別的姑娘去了，派一個自由身的，我猜想。這幾乎令我心碎……”她于1840年10月30日寫給母校老師的信中這樣說道。幸運的是，另一位記者拒絕了這項任命，于是瑪莎得到了這份工作:“報導中國軍隊的軍事行動，以及在南中國海周圍對于日本人進攻的抵抗。”海明威剛剛完成《喪鐘為誰而鳴》一書的撰寫和宣傳，并不熱心前往，雖然他知道如何用中文唱“《耶穌愛我》，這首歌是他的堂兄弟教會他的，他們的父親維羅比·海明威曾是陜西省的一位傳教士醫生”。

　　雖然瑪莎·蓋爾霍恩給《柯勒支報》撰寫的文章于1941年問世，但是她對中國的記述《馬先生的群虎》直到1979年才出版，而且，由于她和海明威在1940年代非常勢不兩立地離婚，所以她沒有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名字，而是用“UC”或者“不情愿的伴侶”這樣的稱呼，而且“他宣稱他有個叔叔在中國當傳教士醫生，并且拿出他自己的闌尾放在馬背上，他還被迫從他的俸祿中拿出幾個毫子來勸導中國異教徒們皈依我主。這些事實似乎令他轉而反對東方”。當她抱怨時，事實上她在整個旅程中一直在結結實實地抱怨(如她自己承認的)，他的反復回答是:“誰想來中國？”然而，看起來海明威的確對這趟旅行以及東方的戰爭感到某些興趣，因為海明威在啟程前往中國之前，在紐約會見過哈里·迪斯特·懷特，他是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的助理。美國財政部很有興趣知道有關中國對盟軍的支持，及反對日德軸心，并準備提供財政支援，而海明威同意向他們匯報中國的情況。

　　他們的頭一站是香港，那里海明威享受了快活谷的跑馬比賽，他很快樂地看到馬匹身上有時會涂上油漆來偽裝一些記號，或者隱藏它們的真實形態。他很快就融入香港大酒店的休息廳，在那里和他一同飲酒的有中國的將軍們、中國國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他們后來把他和瑪莎搭載到條件惡劣的中國南方地區；還有英國軍官，其中包括查理斯·博克瑟，當時香港的英國情報部門首長，不過他后來成了著名學者，專門研究早期中國和葡萄牙關系，以及他的同伴、美女作家項美麗，以及路易·艾黎。海明威和那位“雙槍”莫里斯·科恩在一起也感到很快活，他是倫敦東區人，曾經擔任過孫逸仙博士的保鏢，在孫博士去世之后，為權力廣泛的宋氏家族當過各種差使。宋美齡嫁給了蔣介石，作為他的第三任夫人，而她的其他兩位姐姐是孫逸仙的遺孀以及孔祥熙夫人，后者的丈夫是蔣介石的財政部長。“雙槍”科恩把海明威伉儷介紹給“唯一一位正直的宋氏姐妹”孫夫人以及孔夫人。瑪莎·蓋爾霍恩不喜歡孔夫人，但因為她喜歡服裝，所以很仰慕孔夫人的緊身天鵝絨旗袍(紐扣是鉆石或紅寶石的)。

　　他倆共同“去中國前線”的旅行是一次徹底的失敗。他們在危險的狀況中飛行，蹲在狹窄的小船上，騎著矮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馬實在太小，當他坐上去時，彷佛那馬長了六條腿。有一次，那馬被他壓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瑪莎，她似乎永遠處于盛怒狀態，“朝我吼叫，要我把馬放下，她擔心背馬也許會觸犯中國的戒律”。他倆爆發了一場爭吵，海明威堅持認為他的首要職責是對馬負責，瑪莎則擔心這種舉動可能被視為侮辱中國人。最后，她堅持要他把馬扔下。海明威對馬道了歉，把馬放在地上，在馬身邊行走。

　　他們從一個軍事基地輾轉到另一處軍營——“士兵的護送，祝酒，很快部隊檢閱接著是大擺宴席”——估計是由高層安排的，也許目的是保護他們重要的客人，他們身上帶著的介紹信不是別人，而是來自美國總統的夫人。無論他們來到哪里，他們的名聲總是先到一步，歡迎橫幅到處可見，并且“有一次，一位男子跑步與我們的車隊平行，他問我們的下一站是什么地方，這樣政治部就可以搭起一座拱門”。海明威看來比瑪莎·蓋爾霍恩更加能夠忍耐，后者永遠對于骯臟的住所，以及他們沒能看見軍事行動而怒氣沖天。他作為美國的代表向士兵演講，意識到這些士兵從來沒有被國民黨的軍官接見過，還意識到他們赤著腳，口糧也不足。他們觀看了一系列慰勞士兵的愛國戲劇。最后，他們被帶到一處設防的山脊，那里他們通過雙筒望遠鏡觀察據說是日本人的軍營。他們很快覺察到這是一座“偽造”的日本軍營，日本人是在山的另一邊。瑪莎在《柯勒支報》1947年7月28日一期中寫道:“這位將軍無法很好地喚醒這些沉睡的山崗，上演一場真正的戰斗，但是他想炫耀他的軍隊……下面的溝壑里，小小的身穿卡其軍服的人影用長著樹葉的枝條偽裝，在稻田的田埂上飛奔，當大地提供更少掩護時，他們就臥倒，我們幾乎看不見他們向敵人的陣地匍匐向前……”

　　他們來到重慶，被安置在宋氏的另一位兄弟宋子文的房子里，他是蔣介石駐華盛頓的特別代表，對于他，瑪莎·蓋爾霍恩也許是出于細膩(她發現那屋子特別臟)，總是稱之為“叫我稱它什么好呢”。瑪莎對于他們在重慶與要人的會面的記述十分有趣，因為在當時《柯勒支報》中出現的東西和她1979年在隨筆《馬先生的群虎》中相互矛盾。通過王炳南的德國太太(瑪莎說是“荷蘭人”)，他們受邀會見了周恩來，這個名字對瑪莎來說并未意味著什么。然而海明威曾從喬里斯·伊文思那里聽到這個名字——海明威在西班牙結識了這位電影攝影師，伊文思后來在中國拍攝過開創性的影片。海明威伉儷被戴上眼罩，領進“直接來自詹姆士·邦德，但是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場景”，進人一間小小的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周氏有著“很明亮的、含著笑意的眼睛”，但是瑪莎在1979年寫的時候，卻沒記住多少這場談話。她在1941年美國雜志文章中沒有提到過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人周恩來，但是在1979年，她寫道:“我們認為周恩來是一個贏家，是我們在中國曾經遇到的真正好人，如果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樣板，未來是他們的。”

　　在《馬先生的群虎》中，瑪莎·蓋爾霍恩描敘了和蔣介石夫人以及蔣介石大元帥本人的會見，后者似乎認為出現時未戴上假牙便是對他們的特別恩寵。她認為他倆“噴射出宣傳”，并且描敘了當她向蔣夫人婉轉地提到街上患麻瘋病的乞丐的可怕狀況時，會見是如何糟糕地結束的。蔣夫人非常嚴厲地做出反應，她聲稱中國沒有把麻瘋病人拘禁起來，當瑪莎的祖先還在樹上的時候，中國的文明已經蓬勃發展了。然而，有人曾經指出，瑪莎在第二天還進行過第二次采訪，有關這次的記敘在《柯勒支報》(1941年8月30日)一期中有過報導，在文章中，瑪莎描寫了蔣介石夫人是如何勤勉地工作(“沒有哪個苦力一天工作時間比她更長”)，說她非常慷慨，并受人愛戴，說她的姐姐孔夫人從來沒有貪污，而是“為中國”犧牲了許多，尤其是當中國債券的價值下跌時，他們出于愛國，買入許多，當價值上升、他們遭到損公肥私指控時，是如何感到尷尬。顯然，到了1979年，當瑪莎把倫敦作為基地時，已不需要代表蔣介石和他的夫人進行任何宣傳了，而且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提到周恩來，因此兩個敘述之間存在差異。

　　(摘自《中國的魅力——趨之若鶩的西方作家與收藏家》吳思芳著方永德等譯東方出版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