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保溫杯和小炕桌

　　為人民服務，滲透在周恩來日復一日緊張的工作節奏中，新中國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十二小時以上，甚至高達十八九個小時。“文革”期間，為使黨和國家的工作正常運轉，并盡量減少“文革”所造成的損失，周恩來苦撐危局，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十八個小時。

　　作為妻子，鄧穎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為周恩來最親密的戰友、同志，一名共產黨員，她深知周恩來肩上的擔子有多重，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預影響周恩來的工作。

　　由于周恩來白天要參加各種會議活動，辦公的時間大部分是在夜里，鄧穎超和他作息時間不同，就只能經常用便條留言來敦促丈夫盡量休息。

　　一張便條這樣寫道：

　　你的胃經過醫生診斷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為長時間饑餓和吃一些冷熱不均的食物導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飲食和休息。

　　雖然這么寫了，但鄧穎超也知道要讓日夜操勞的丈夫好好休息，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來外出顧不上吃飯的時候，鄧穎超就讓丈夫身邊的工作人員用一個保溫杯裝些面糊糊或稀粥帶著，在途中或工作時充饑。

　　當周恩來夜里長時間坐著辦公時，夜半醒來的鄧穎超就會焦急地踱到辦公室門口探探頭，或輕聲地叫丈夫起來活動活動，但周恩來常常是回答一聲后又埋頭繼續工作了。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覺了，周恩來還要抱上那些沒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閱。鄧穎超看他窩著批閱文件實在不舒服，就讓人做了一個專門放在床上寫字用的小桌子，沒想到這使他辦公的時間又延長了。

　　周恩來衛士高振普熟悉周恩來的工作習慣，他回憶道：總理每一次離開辦公室到睡覺房都要帶一個文件，特別是“文革”以后，這個文件越來越厚。為什么呢？就是他白天的時間去會見外賓，把時間占掉了，回來以后，緊急文件處理完以后，他還有好多東西要看，那就到睡覺房來看。一個鐘頭，兩個鐘頭，最長的時候可以看六個鐘頭，也就是說，忙碌一天的周總理還要在床上繼續辦公六個鐘頭。

　　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對此印象深刻：

　　總理和鄧大姐吃飯是非常簡單的，他們一般是兩菜一湯，兩菜呢就是一葷一素，每個星期都要吃兩次到三次粗糧，就像玉米面啊，或是高粱面、高粱米。剩下的飯菜能夠留著下頓吃的，他就不讓工作人員倒掉，要留著吃。

　　周恩來夫婦一直過著節儉、樸素、清廉的生活，他們也和其他在西花廳工作的人員一樣按月交水電費，決不搞特殊化。外出坐車，凡出去理發、會朋友、看演出等私人活動，他們都要照章付費。周恩來因病到外地休養，鄧穎超不放心，跟著去照顧，她的食宿費就由自己付。鄧穎超說周恩來是因公休養，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摘自阮柳紅《情歸周恩來》 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