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起義領導人已同張國燾爭論數小時之

　　久。由于大家的堅決反對，張國燾只好無奈地表示，他可以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當天晚上(第二天凌晨)舉行起義。

　　張國燾所有阻撓起義的企圖，終于失敗。8月1日凌晨，按照預先的準備，起義正式開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對集中，敵方力量單薄，戰斗很快取得了勝利，這天清晨，革命軍便占領了整個南昌。當天，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員會發布命令，任命了當時的組織成員。張國燾雖然有反對起義的企圖，但他畢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為農工委員會主席職務。另外，革命委員會的組成名單里，列上了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等人的名字。張國燾后來說，這是他主張列入的。理由是：“以減少他(張發奎)的反動”，“我主張多玩點黃袍加身的把戲罷了。”

　　起義之后，部隊隨之向廣東進發、張國燾亦隨著部隊向南行進。到達江西瑞金時，張國燾還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主持了賀龍的入黨儀式。不久，起義部隊終因分兵等諸多因素，在湯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張國燾與李立三、賀昌等人，乘一艘小漁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們才進入香港鯉魚門。在香港呆了不久，經組織安排，張國燾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會議”精神也傳達到了起義軍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際，張國燾向在上海的中央負責人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之中，他對此次南昌起義，作了一些判斷。其中幾點，很能見出他的態度：“主張發動(起義)者，內有少數同志多不明白爭領導權的意義，然集吾黨國民黨工作人員及政治工作人員于一處(吾黨政客及平山等)雖主發動實在無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謂之左派投機主義。”“彼時革命委員會的組織與解決農民條例等，都是倉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僅僅組織了一個革命委員會，發布了一二篇宣言，毫無顯著的政治表現。”“對于革命認識不清，這些都代表逃亡失敗的現狀，南昌起義是對的，可在起義中黨的作用實在很少，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毫無準備。雖然(譚)平山常說中央歷來是取讓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領導權，開中國黨中國革命的新紀元，可與十月革命并稱，但是事實上證明其為左的投機無疑。如此尤爭奪政權之準備，亦不可不謂吾黨歷來之遣毒。”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張國燾對南昌起義的發動，判斷為“左派投機主義”，對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前委組織的作用，認為“毫無顯著的政治表現。”由此結淪，南昌起義“無爭奪政權之準備…亦不可不謂吾黨歷來之遺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張的不發動、不起義為最“正確”。

　　張國燾的這份報告，刊載在1927年《中央通訊》第七期上，同期刊物，還發表有張太雷總結八一起義的報告。其中“政策決定之經過”一節，明確地對張國燾的作為進行了指責：“后中央又派國燾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動同志更堅決執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國燾假傳圣旨，說(共產)國際不主張干，他亦極力反對干，此時反而(譚)平山主張動，成為擁護新政策的個人。國燾這不僅損失個人的信仰，而且是損失中央的威信，因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國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

　　張國燾在讀到張太雷這份報告后，也做出了反應。他很快就寫了一封致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長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點或事實或分析，為自己辯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會，認為加侖將軍是同意不與張發奎分裂，這成了他(張國燾)反對起義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決定并派周恩來前去，此時義派自己去南昌，感覺國際來電有阻止起義的意思。此外，張國燾還對“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刊《中央通訊》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動之中，有傾向于猶豫搖動，如等待張發奎態度之表現等等的，顯然是機會主義的遺毒”這樣一句有針對性的指責，發表了自己看法：“我個人對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動，雖然覺得在這過程中，有許多錯誤，但是對于那次暴動取‘玩’不得的態度，亦未可一概視之為機會主義。”張國燾并沒有深刻反省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