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從何而來

　　歐陽君山/文

　　-精神下跪的中國精英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這是魯迅先生1934年9月提出和思考的問題，時值“九·一八事變”三周年，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在踐踏東三省后，正向關內步步進逼，亡國滅種的威脅迫在眉睫，悲觀失望的情緒籠罩神州大地。

　　時間已走過四分之三個世紀，按理說，中國人應該也已經信心滿滿。但魯迅先生的問題并沒有過時，這是近日拜讀《中國不高興》之后一個最強烈的感覺，該書副標題叫“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作者包括鳳凰衛視特約軍事評論員宋曉軍、中國民族主義領軍人物王小東、社會學家黃紀蘇、《中國可以說不》的主要作者宋強、資深媒體人劉仰，筆鋒直指當前中國一部分精英們西裝革履下虛榮而虛弱的內心。

　　大的方面，某些精英們自然會弄得冠冕堂皇。但常言說得好：“魔鬼在于細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節十分精準地暴露出精英們的低三下四。但看一二無妨，一個細節是該書主要作者之一的黃紀蘇在《這個時代的學術腐朽》的文章中談到的：

　　“我有回瀏覽雜志，看到什么“A層面上的D線效應”、“D層面上的F線效應”，還以為是說二極管什么的呢，其實說的是中國話劇。學者們走到這一步還真不是學習西方，而就是冒充西方了，因為西方好像也沒到這地步。”(《中國不高興》第262頁)

　　這可能不是學界的全部貨色，但我敢肯定，在哲學社會科學上，此類貨色絕對不是少數，沒有九成，也占八成。這還是學術嗎？打腫臉充胖子，拉大旗做虎皮，故弄玄虛嚇唬人，不學有術也！

　　另一個細節是該書主要作者之一的王小東在《切勿去學香港“管家文化”》的文章中談到的：

　　“我曾經聽到一個笑話：哈貝馬斯來了，大家爭著誰先跟他握手。真沒出息，所以我群發了一個郵件，問：哈貝馬斯是誰？居然就有人躥出來說：你太沒學問了，你都不知道哈貝馬斯是誰！居然就看不出我這個話的諷刺性。”(《中國不高興》第265頁)

　　爭著握手似乎無可厚非，中國人好客嘛！但的確反映出王先生所揭示的問題：“中國學術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著，怎么可能出現原創性的人物呢？原創是需要站著的。”

　　近幾年來，輿論不時要探討“中國什么時候能拿諾貝爾獎”及“為什么近現代中國不出大師”的問題。相當一部分人歸之于言論及思想不自由———這當然是主要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們學者自身從來就沒有真正站起過，大都跪拜在西方偶像之下。甚至當某個學人想站起時，一些學者還揮舞大棒，充當學閥，說你文章中怎么就沒有“A層面上的D線效應”之類。

　　-弱者的一切都是糟糕的

　　為什么中國人民都站起一個甲子了而精神上仍然跪著，乃至發生王小東多年來所批判的“逆向民族主義”呢？如果追根究底，原因還真的很簡單，那就是人性的勢利：強者的一切都是優秀的，弱者的一切都是糟糕的，沒有實力，什么都甭談。

　　當電影《梅蘭芳》熱映時，有人在博文中表示：京劇在西方根本沒有任何市場，所謂“梅蘭芳上世紀三十年代在美國的風靡”是被虛夸的。有一個跟帖說：“想讓京劇占領美國市場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中國軍隊在美國設立軍事基地，懂不？”王先生認為這個話糙理不糙，簡單透徹地擺明了“軟力量”與“硬力量”的關系。

　　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中國其實是曾有著自己的堅強自信。當年大英帝國派馬戛爾尼勛爵訪華，請求通商貿易，乾隆大帝答復英國國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并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赍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

　　但中華文明的自尊隨后被嚴重質疑，乃至被摧毀。在乾隆大帝向英國國王下旨大約半世紀后，1840年6月，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支由48艘艦船、540門大炮和4000名士兵組成的“東方遠征軍”侵入廣東海面，鴉片戰爭爆發！當今國際上流行“文明沖突論”的說法，鴉片戰爭可說就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正式沖突的開始。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題詞時，毛澤東之所以要“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原因應該也在此。

　　在堅船利炮以至于鴉片的支持下，西方人把神州大地變成了半殖民地，勝者王，敗者寇，拳頭就是真理，隨之而來便是西方文明大軍壓境，形形色色的思想主義長驅直入，中華文明一時相形見絀。

　　-重建自信，重新出發

　　的確稱得上“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從來的外來文化都是被吸取和同化，但歐風美雨的到來“激起了騷動和不安”，同不了，化不下！1949年8月5日———也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前不久，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國務卿艾奇遜頗有歷史高度地總結了“西方的影響”：

　　“中國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發展，大體上不曾沾染外來的影響。中國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總是能夠馴服和融化侵入者。他們自然會因此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類的最高表現。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西方突破了中國孤立的墻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這些外來者帶來了進取性，帶來了發展得蓋世無雙的西方技術，帶來了為以往的侵入者所從來不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這些品質，一部分由于清朝統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融化，而且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這些新思想發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騷動和不安。”

　　但最后究竟是誰同化誰或者說誰歸于誰呢？這可能是決定民族自信與否的關鍵。

　　從博弈論理解中華文明那是不是中華文明就有可能在與西方文明的“文明沖突論”中勝出呢？實際上，不妨從更一般的也就是人與人相博弈的角度來理解文明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長時間大體穩定，甚至一直處于大體穩定的狀態，應該可以肯定，該一文明內部格局已達到博弈均衡，要不然，它不可能老是大體穩定。中華文明正是這樣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綿延不絕，大體一直穩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積都是超巨型的———所以絕對應該尊重中華文明。這樣回過來頭再看中西兩種文明的沖突，是不是想起老百姓一句叫“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的話？中華文明并不差，并不劣，并不弱，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只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但理終究在我們這一邊的，未來屬于我們。

　　《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差不多都直接提出：中國人要終止“自我矮化”，要對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有信心，要在全球化時代樹立一個大目標。

　　理由最簡單不過：要是沒有一個大目標，十三億人的現代化，怎么辦？黃紀蘇把話攤白了：“我們面前只有兩條路：或壓垮這個世界，或再造這個世界。”從咱們的人口規模出發，再結合咱們的文明傳承，選擇其實只有一種，那就是再造這個世界。

　　關山重重，沒什么猶豫的了。中華民族必須重建自信，重新出發。

　　《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