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擱就是33年。直到《小團圓》將宋以朗送上了風口浪尖。宋以朗是宋淇之子，在宋淇夫婦去世后，成為張愛玲文學遺產(chǎn)執(zhí)行人。他1949年出生于上海，后隨父母來香港，1978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統(tǒng)計學博士畢業(yè)，于美國生活工作。1992年，張愛玲寫好遺囑寄給宋家，同年，宋淇大病，再也不能像1976年那樣寫出長長的回信與張愛玲討論出版問題，隨后的通信都由妻子宋鄺文美執(zhí)筆。在宋以朗看來，母親不像父親一樣做張愛玲的軍師，又因為此時通信雙方都已是七旬老人，健康原因使雙方也沒有太多閑情逸致來談論文學。宋淇夫婦沒有銷毀手稿，張愛玲此后也再沒問及。

　　張愛玲去世后，十四箱遺物運抵香港宋家。1975年年底，臺灣皇冠出版社的社長平鑫濤和兒子來香港看望宋淇，病重的宋淇將《小團圓》的手稿交給平鑫濤，“我不知道父親有沒有對平先生有什么交代。也許，那時他們決定什么也不要做，畢竟張愛玲剛剛離世。”回到臺灣后，平鑫濤將《小團圓》手稿放進保險箱中保管。“在此之前，平先生也沒看到過《小團圓》。”宋以朗說。

　　2003年，宋以朗返回香港照顧中風的母親，“母親從沒和我談過關于《小團圓》的事情，我認為母親不想有任何沖突。一方面，如果她決定銷毀小說，人們會批評她，另一方面，如果她決定出版，人們也會批評她。她兩者都不喜歡，所以她決定不做任何決定。”在他看來，《小團圓》并不“神秘”，只不過是幾個老人對出版有心無力，所以才拖了三十年。

　　2007年底，宋鄺文美去世，宋以朗成為張愛玲文學遺產(chǎn)執(zhí)行人。宋以朗認為，當年父親壓下書稿，建議張愛玲改寫書稿主要考慮的并不是書的文學價值，而是在當時的政局下，出版《小團圓》對張愛玲在臺灣寫作事業(yè)的影響。如果說宋淇做出的決定著眼于張愛玲的“未來”的話，當胡蘭成、張愛玲都已過世，當臺灣政局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后，宋以朗決定出版《小團圓》，他更多考慮的是張愛玲的“過去”。

　　2008年宋以朗第一次見到父親轉(zhuǎn)交給平鑫濤的《小團圓》手稿復印本，在他眼前的是一頁頁右上角編好頁碼，由張愛玲一筆一畫謄寫的手稿，整整628頁。而這原本就是1976年，張愛玲寫好交給宋淇并準備出版的原稿，而這一筆一畫謄寫的書稿，怎么看也不像是寫來就是要銷毀的。

　　宋以朗只能從歷史中尋找自己的判斷。他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反復閱讀父母與張愛玲長達40年的通信，在累計達40萬字的600多封信中找出30封論及《小團圓》的內(nèi)容。他為《小團圓》寫下了7000字的前言解釋自己決定出版《小團圓》背后的考慮。

　　他早已想到小說出版后的風波。“我當然知道，如果我銷毀小說，人們批評我，我出版小說，人們也會批評我。所以，為什么要去想人們會怎么批評我呢？難道應該把一切都交給我的后人去解決嗎？我必須做出決定，因為他們比我還不夠資格。”

　　在宋以朗看來，如果要“遵從張愛玲愿望”的話，父親當年沒有收到張愛玲稿件后直接出版，就已經(jīng)是不“遵從”了。當他可以選擇“不做不錯”的心態(tài)避免人們質(zhì)疑時，宋以朗仍然堅信，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才是辜負了張愛玲以及父母的囑托。

　　故事還遠沒有結束。張愛玲在與宋氏夫婦的通信中提到，18萬字的《小團圓》“是采用那篇奇長的《易經(jīng)》的一小部分”。《易經(jīng)》(The Book of Change)是她在1960年代寫作的自傳體英文小說。宋以朗表示，張愛玲并沒有把這本英文著作翻譯回中文，但這本書很可能在2010年出版。用英文寫作的講述張學良的《少帥傳》(The Young Marshall)，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目前尚沒有出版計劃。此外，宋鄺文美曾經(jīng)記下的與張愛玲聊天時說的話，由宋以朗集結而成的《張愛玲語錄》以及宋氏夫婦與張愛玲的通信集也都尚未決定何時出版。

　　《易經(jīng)》多出的內(nèi)容不知又會引起怎樣的議題、掀起怎樣的風波。也許只有到2010年，張迷才能最后揭曉那個“最后、也最神秘的著作。”

　　南都周刊編輯:闞牧野 文·韓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