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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多元并為二元，這二元又絕對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結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從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發成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文/邵建

　　包括新文化在內的“五四運動”向被稱為啟蒙運動，這個稱謂可以形成這樣一種假設，社會蒙昧，只有那幾個啟蒙者才清醒。新文化由《新青年》而發的，我現在找出它的第一卷第一號，是為了考查這份雜志誕生時的精神初始。

　　《新青年》姓“新”，新文化也姓“新”，唯新是進，乃是這份雜志乃至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青年雜志》創刊號即刊有《新舊問題》一文，新文化運動對新舊問題的態度由此肇始，并貫穿始終。

　　署名汪叔潛的這篇文章首先把新舊問題視為國運的樞紐：“國中現象，變幻離奇，蓋無在不由新舊之說淘演而成。”政有新政舊政，學有新學舊學，道德有新道德舊道德，甚至交際應酬亦有新儀式舊儀式。因此，從國家到社會，“無事無物不呈新舊之二象”。宇宙大千，本為多元，該文將無限豐富的多元歸納為新舊之二元，這是一種簡單的化約。針對該文自己劃分的新舊之爭中的三種態度：偽降派、盲從派和折中派，作者不僅“惡乎”前二者，“尤惡乎折衷”，因為它的主張是新舊調和，“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如果這是二元并立的觀點，但，該文的價值觀卻是二元對立，作者的態度很直截：“新舊二者，絕對不能相容”。

　　當多元并為二元，這二元又絕對不能相容，你死我活之后，結果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元了。從多元、二元到一元，后者越發成為《新青年》的文化走向。

　　《新青年》以新自居，在理念上，它容不得舊，因而呈現為強烈的排他性。這種排他，在態度和語氣上都很決絕，帶有絕對主義色彩。作者認為西洋文化“為吾中國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反乎此者，則字之曰舊”。新舊本為天地之自然，哪怕就是植物一株，新枝舊葉，亦為同時。可是，在《新青年》那里，新舊之間，“二者根本相違，絕無調和折中之余地”。該文暗含嚴復進化論的思想，適者生存的“適”，被突出為生死存亡間的斗爭。勢至于此，新與舊便成了一種只能是排中的選擇：“如以為新者適也，舊者在所排除”，“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最后，作者用極端的語氣再度重復了自己：“新舊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從立論到表述，此文很典型地揭橥了《新青年》和新文化所表現出來的某種精神特征：一元、絕對、排他和獨斷。《新青年》的精神初始，盡管也呈現出多元特點；但，這方面的文化癥候，也逐步開始形成，當初所形成的價值底色，亦是它從一開始就搭建而成的文化框架。風起于青萍之末，一篇文章，也許我們漫不經意，可是，當它聲勢大張，釀成定局，回頭看去，問題才顯得那么明顯。就此文而言，和它表現相反的那些價值，比如多元、寬容、調和、相對等，《新青年》非但缺乏，而且反對。在后來發生的舊文言和新白話的討論中，陳獨秀的態度堪為一絕：“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當然，《新青年》里有個胡適之。胡適不是沒有發出寬容的聲音，但這種聲音從來不是主流；而且胡適自己在這一點上(就他對文言及舊文學的態度言)，亦不免知行分離。換言之，形成世紀影響的是新文化中的陳、胡、魯，但，最終是陳獨秀和后來居上的魯迅形塑了新文化的傳統而非胡適。如果日益邊緣化的胡適還可以作為多元與寬容的精神表征，那么，陳獨秀和魯迅則活生生地人格化了什么叫一元、什么叫絕對、什么叫獨斷和排他。

　　《新青年》問世，即以傳播西方文化為己任，此文聲稱：“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但，近現代以來，系統傳播西方文化，非自新文化始，而是自嚴復始。嚴復以一人之力，系統譯介各種西學，并以自由主義為中心。在嚴復那里，中西文化非但沒有根本沖突；相反，越至晚年，他越是努力調適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中西文化勢不兩立，非自嚴復始，而是自新文化始，由此開始一個世紀的反傳統思潮。頗為喜劇的是，新文化標舉西洋，西方自由主義的多元與寬容，它卻沒有學來；它視傳統為仇讎，傳統中“天下義理只容有一個是”的絕對主義邏輯，它卻發揮得窮形盡相。 ★

　　作者為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