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咋成了“犬儒”？

    評論家朱健國日前發表《金文明狙擊“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訪辭書專家金文明》一文，談到在金文明為代表的學術狙擊下，“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余秋雨是一個永不認錯，永不改過，深信“謊言重復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謊言大師。筆者不敢茍同，聊表不同看法，兼與朱健國商榷。

　　眾所周知，評論應秉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并且要尊重歷史文化、具體語境。但評論家朱健國語言偏激、論點離齊、論據不足、論證荒謬，無恥吹捧金文明、無限貶低余秋雨，并由此得出余秋雨“中國特級犬儒”的結論，實在是不敢讓人恭維。

　　朱健國的論據之一是：《文化苦旅》落選宣判“偽大師”。2008年11月底，在“深圳第九屆讀書月”舉行的“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本書”評選會上，幾位十年前曾極力頌贊余秋雨的評委，竟然反戈一擊，欣喜地宣布：余秋雨《文化苦旅》落選，是本次評選會議的重大勝利！落選理由是書中許多“文史硬傷”堅持不改，無法交待。

　　落選就落選了，怎么會是本次評選會議的重大勝利；更不能由此及人，宣判作者就是“偽大師”。這種“成者王，敗著寇”的邏輯將朱健國的封建思想、仇視境界暴露無遺。無論入選或落選，并不能見證一本書的好壞，反映一個人的褒貶。如果入選就好人好書，落選就壞人壞書；那還叫什么評選，不如改叫審判，評委亦改稱法官算了！

　　其論據之二是：凡是關注“中國特級犬儒”余秋雨的人，大多對金文明先生心懷感激。朱健國認為余秋雨的狂妄逼出了金文明，才使金文明從“欣賞余秋雨”走向“糞土余秋雨”。理由是享譽海內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兩本歷史散文集，其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類文史知識差錯，竟然超出了一百個！本來，金文明想把這些查檢出來的問題制成一份勘誤表，供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文集重版時作修訂參考；但余秋雨聲明：所有在“文史細節”問題上跟他“糾纏”的人，都是一些“非專業人士”的嫉妒，是“雞蛋里挑骨頭”。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中華文明豈不要斷送在余秋雨這類“散文大家”身上？金文明為此挺身而出，用三個月時間將幾年來發現的問題和收集的史料，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證，出版了一本20多萬字的論辯文集《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一時間洛陽紙貴，余秋雨的“張冠李戴”天下皆知。

　　“余秋雨作品中就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錯’？太狂妄了！”朱健國為此大發感慨。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學術上的爭論焉能成為道德人格的攻擊目標？即使文本謬傳史料差錯，又豈能全盤否定作者和文集？對于金文明，讀者感激是感激，并不能由此推斷出糾錯者就博大精深，作者就一無是處！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論據之三是：邵純抗議“余大師”。與金文明一樣，早些年邵純也是一個“余秋雨粉絲”，曾撰文贊揚余秋雨散文是“彩色的歷史嘆息”。但是，大概在1999年5月，邵純先生到上海來出差，買到一本《余秋雨臺灣演講錄》，發現余秋雨講“馬寅初兩嗚示大寧靜境界”與事實不符。因此給余秋雨寫了一信，誠懇委婉指出上述史料差錯，希望再版時改正。余秋雨卻虛情假意地草草回復，三年后的2002年，邵純退休回到上海定居，在書店看到大陸第11次新版的《余秋雨臺灣演講錄》，其中關于“馬寅初兩嗚示大寧靜境界”的編造一字未改。這讓邵純感到自己遇到了一個巧言令色的撒謊大師。特別是2008年夏天，讀到余秋雨“含淚勸告四川地震災民不要責怪貪官”后，邵純更是氣憤地罵余秋雨。

　　朱健國認為邵純對余秋雨的反戈一擊，事實清晰無法否認，是從學術路徑狙擊“中國特級犬儒”的又一次“平型關大捷”。文本差錯與學術糾錯并不能否定作品及作者，這是學界常識。作者撒謊抑或作品撒謊誠然無聊，但據此就認定為學術上的“大捷”未免言過其實，反倒讓朱健國幸災樂禍的丑態與恨不能將余秋雨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嘴臉躍然紙上。

　　最后點評朱健國的奇怪結論：余秋雨這類“中國特級犬儒”具六大特長：有美麗文筆，有如簧巧舌，有郢書燕說的偽學問，有“心中無淚眼含淚”的高超演伎，有暗中獻媚釣譽“文化大師”的非凡“公關能力”，還有狐假虎威的“人模鬼樣”。筆者發現朱健國諷刺中包藏著贊美，唾罵中暗藏著妒忌，痛恨中夾雜著羨慕；讓人搞不清是愛還是恨，是褒還是貶，是恩還是仇；總之，五味雜陳，六神無主，莫衷一是，琢磨不透？

　　(魏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