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海上花》所承載的真切而豐富的人性與人情內(nèi)涵，強化著張愛玲對該書的興趣與好感，進而將其作為貫穿終生的精神旅伴。因為作家和她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形象以及其喜愛的文學(xué)作品的關(guān)系，從來就是若即若離，若有若無，柳暗花明，曲徑通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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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多重緣故，大抵從上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作為作家的張愛玲便逐漸淡出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此后，延續(xù)著她文學(xué)生涯甚至支撐著她精神天空的，主要是兩部中國古典小說，這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和韓子云的《海上花列傳》(又名《海上花》，張愛玲即慣用此名，因本文旨在發(fā)掘和梳理張愛玲與《海上花列傳》的精神牽連，故以下對該書的稱謂從張)。

　　對于張愛玲來說，《紅樓夢》和《海上花》都是她愛讀、熟讀，且從中獲得了人生真味和藝術(shù)營養(yǎng)的作品。以《紅樓夢》為例，作家早在八歲時就讀了該書，以后每隔三四年讀一次，直讀得魂牽夢縈，感同身受。她認為:《紅樓夢》和中國畫、中國瓷器一樣，是極好的國粹，具有“要一奉十”的魅力。她指出:《紅樓夢》“對小說的影響大到無法估計”，“它在中國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沒有任何小說可比”，《紅樓夢》未完乃人生一大憾事。她坦言:《紅樓夢》“在我是一切的源泉”，自己的創(chuàng)作“有時候套用《紅樓》的句法，借一點時代的氣氛”。正因為如此，作家在告別創(chuàng)作之后，情愿拿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考證和梳理《紅樓夢》的成書過程與原本風(fēng)貌。正所謂“十年一覺迷考據(jù)，贏得紅樓夢魘名。”

　　與《紅樓夢》相比，《海上花》的藝術(shù)成就和歷史影響，無疑要小得多。對此，敏銳、駁雜如張愛玲自然心知肚明。這使得她在談?wù)摗逗Ｉ匣ā窌r，一方面稱其為“最好的寫實的作品”，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它有些地方是故意學(xué)《紅樓夢》，但也只是學(xué)得“三分神似”。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張愛玲對《海上花》仍然表現(xiàn)出了不亞于《紅樓夢》的滿腔熱情和濃厚興趣。按照作家自己的說法，她十三四歲第一次看《海上花》，“這些年來，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她向往《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魯迅對《海上花》的評價，后被胡適引用)的境界，并將此一境界設(shè)定為自己長篇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追求。她在寫給胡適的信里一再稱贊《海上花》的文學(xué)成就，表示自己將來愿意把該書譯成英文。而事實上，她在去日苦多的后半生也確實為《海上花》的普及與傳播，進行了鍥而不舍的努力:花費十多年時間，不僅完成了該書的英譯，而且針對它對白全用吳語，外人難以接受的情況，出版了其國語譯注本，其中包含的巨大難度以及克服這種難度所需付出的艱辛勞動，分明已經(jīng)超過了作家的《紅樓夢》研究與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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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何以要對《海上花》這樣一部并非一流的古典小說心懷牽念，一往情深？我想，大凡熟悉張愛玲人生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情況者，都會依據(jù)作家筆下披露的若干線索以及相關(guān)事實，做出一些有理有據(jù)的勾勒。譬如，張愛玲最初知道《海上花》是因為讀了胡適考證該書的文章，她由衷喜歡《海上花》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胡適提倡該書的影響。而在胡適面前，張愛玲不僅懷有知遇之恩，而且自云是“如對神明”，因此，在她對《海上花》的喜愛與推崇里，便很自然地融入了對胡適的信任與景仰。而她后來圍繞《海上花》所做的譯注工作，更是明顯包含著對已逝的胡適的追思與緬懷——盡管胡適并不贊成《海上花》的“官話”翻譯。關(guān)于這點，我們讀作家的散文《憶胡適之》，不難有充分而深切的感受。從這一意義講，是胡適誘發(fā)并強化了張愛玲的《海上花》情結(jié)。再如，張愛玲一向喜歡《紅樓夢》的細密真實，平淡無奇，著力表現(xiàn)普通的人間回聲，而《海上花》恰恰是沿著《紅樓夢》的傳統(tǒng)走下來的，并且把這種傳統(tǒng)發(fā)展到了極致。在這種情況下，張愛玲鐘情《海上花》，說到底是鐘情從《紅樓夢》到《海上花》所延續(xù)的中國古典小說曾有的重平實、反傳奇的藝術(shù)傳統(tǒng)。這當中由審美趣味所產(chǎn)生的欣賞與親和作用，自然不容忽視。

　　然而，必須看到的是，張愛玲與《海上花》的情感牽連亦如海明威所說的文學(xué)“冰山”，它的一部分展露在水面之上，我們透過作家的傳記材料、尤其是她作品的娓娓道來，就可以比較直觀并相對清晰地加以把握；而另一部分則隱藏在水面之下——在很多時候和很多問題上，張愛玲似乎不愿意直接明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而是常常將這一切有意或無意地浸透于形象和語言的目送手揮、注此寫彼之中，因而具有曲折隱晦、弦外生音的特點。她對《海上花》的態(tài)度恰恰可作如是觀。因此，我們要想從縱深處清理張愛玲和《海上花》的情感脈絡(luò)，還必須進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心路歷程，做一番小心翼翼的把脈和探照。張愛玲1952年離滬赴港后轉(zhuǎn)美。在32年的大陸生活中，作家雖有童稚時的短居天津和求學(xué)時的逗留香港，但絕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度過的。于是，這座充斥著異域文明和商業(yè)文化的東方大都市，這座大都市特有的林林總總的人情物態(tài)和形形色色的世相面影，便通過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進入了作家心靈，并最終構(gòu)成了她終生依戀的精神故鄉(xiāng)與文化根脈。反映到創(chuàng)作上，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無論題旨、手法如何變幻，上海都是一種背景、一種情調(diào)、一種氛圍，一種永遠或隱或顯、或濃或淡的精神存在。有時小說的地點即使移至香港，也仍然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即為上海人寫香港傳奇。這種根深蒂固而又無所不在的上海情結(jié)，無疑也會影響到作家的閱讀趣味，使她無形中樂于透過文字鏡像來欣賞和品味大上海，這時，以白描手法寫活了近代上海的風(fēng)情的《海上花》，便很自然地成為作家特別喜愛和推重的小說作品。如果說這種喜愛和推重在作家那里，最初只是一種緣于文化根脈的審美偏好，那么，隨著她的離開大陸和漂泊海外，就越來越演變成其魂牽海上的精神管道，直至化為其上海情結(jié)的重要寄托。作家晚年寫有題為《“嗄？”？》的隨筆，其中聯(lián)系《金瓶梅》《海上花》等小說用語，就吳語方言“嗄”字所做的考辨和玩味，足以傳遞出個中信息。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了張愛玲先前曾打算將《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起譯成英文，但她后來的翻譯工作為什么可以放棄《醒世姻緣》，卻獨獨放不下《海上花》——要知道，她所從事的《海上花》的語言轉(zhuǎn)換，又何嘗不是她海上情愫的一種間接而持久的表達？也就明白了張愛玲為國語本《海上花》加注，為什么不像她所熟悉的金圣嘆評《水滸》那樣，著重做手法的闡釋和技巧的點撥，而偏要在生活細節(jié)的解說和語言意味的把玩上下功夫——這當中顯然包含著作家對海上文化的眷戀與牽念。是否可以這樣說，是張愛玲的上海情結(ji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她對《海上花》的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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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眾所知，問世于清光緒年間的《海上花》，是一部專寫妓家生活的小說。當時，類似作品在海上文壇屢見不鮮，相比之下，《海上花》的獨異和高超之處在于，它既無意于鋪陳香艷和刺激感官，也不熱衷于暴露黑暗和丑化人物，而是堅持將筆觸深入特定環(huán)境之中，著力進行人性的開發(fā)與展示。關(guān)于這點，盛贊《海上花》的胡適和魯迅并不曾深入涉及，倒是被張愛玲敏銳地捕捉到了。舊中國講究男女授受不親，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幾乎杜絕了產(chǎn)生愛情的一切可能。“戀愛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這臟亂的角落里還許有機會。再就只有《聊齋》中的狐鬼的狂想曲了。”在作家看來，人性與愛情幾乎無所不在。有時它以健全合理的形態(tài)出現(xiàn)，有時則難免陷入扭曲和尷尬。新文學(xué)作家站在呼喚社會進步的立場上，大力肯定健全合理的人性與愛情，但卻常常忽略了它更為復(fù)雜、多樣和微妙的情境，《海上花》在這方面自有補苴罅漏的功效。應(yīng)當指出的是，張愛玲之所以能在一部寫妓女的小說中發(fā)現(xiàn)人性與愛情的存在，并加以詳盡準確的闡發(fā)，這除了得益于她長期以來對女性心理和命運的特別關(guān)注與深入思考之外，恐怕還有一個連她自己都未必完全意識到的原因，這就是:由胡蘭成帶來的情感挫折和內(nèi)心傷痛使她反過來十分珍惜和向往人間真情，特別是珍惜和向往那些在原本無情處迸發(fā)出的真情火花，而《海上花》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情感載體。換句話說，正是《海上花》所承載的真切而豐富的人性與人情內(nèi)涵，強化著張愛玲對該書的興趣與好感，進而將其作為貫穿終生的精神旅伴。筆者做出這樣的判斷，固然缺乏直接的文本依據(jù)，但想到前些時有人從電影《色，戒》里易先生的無情看到了胡蘭成的影子，我還是愿意將這種推斷堅持到底。因為作家和她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形象以及其喜愛的文學(xué)作品的關(guān)系，從來就是若即若離，若有若無，柳暗花明，曲徑通幽，允許我們做合理的溝通與生發(fā)。

　　作者：古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