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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無禁區》觸碰“禁區”

　　“我們重申我們贊成‘讀書無禁區’的主張。在我們的當代史中，人人盡知，確實發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四人幫’垮臺后，風沙雖然已過，不敢重開書禁的還大有人在。當時我們針對時弊，喊出‘讀書無禁區’，深受讀者歡迎，我們非常感激。”

　　——1981年4月《讀書》雜志《兩周年告讀者》

　　本刊記者/陳曉

　　1978年底，李洪林正在國家歷史博物館籌備將于第二年10月舉辦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展覽。

　　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黨史陳列已經準備多年，但需要隨著政治形勢的改變不斷修改，“老也改不完。”李洪林接手籌備工作的時候，看到博物館的文物多應“階級斗爭為綱”的形勢做了修改。比如，一面彭德懷獎給在朝鮮戰場作戰的某指戰員的錦旗，因頒獎者政治失勢，“彭德懷”3個字已被拆掉,但線痕卻歷歷在目。此類殘缺不全的文物還很多。身為黨史研究室主任，針對此 種情況，李洪林上任之初就做了一個《打破黨史禁區》的長篇講話，力求破除政治路線的左右，還文物原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1978年的中國政壇剛于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但意識形態領域依然禁區重重。1978年底已接近展覽籌備的審查期限，李洪林和同伴核對展品，編寫說明，“每件文物的條目，一個字都不能錯。”

　　此時，李洪林還兼任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負責為1979年1月舉辦的理論務虛會起草閉幕報告。這次理論務虛會的規格以及開放度都堪稱建國以來少有的。鄧小平指示會議“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在開幕致詞中也號召大家“沖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從文化大革命，到領袖毛澤東、華國鋒，都成為會議探討的命題。多年后，李洪林回想當年，認為是他一生中“精神上最為痛快”的時光。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三聯書店董秀玉的電話，邀請他為《讀書》創刊寫一篇文章。

　　書禁初開，《讀書》創刊

　　早在1970年，被打成“陳范集團”的陳翰伯、陳原和范用在湖北咸寧干校談起辦刊物，設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辦一本讀書雜志。8年后，他們的理想初現曙光。

　　1978年，王匡主持國家出版局工作，宣布35種圖書“開禁”。書禁初開的背后還有段插曲。王匡的女兒王曉吟后來回憶：“當時印那些中外古典名著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沒有印書的紙。紙都在汪興東同志手里，是準備用來印毛澤東全集的。我父親連夜趕到中南海去請示吳德同志，要求動用印毛澤東全集的紙印中國和世界文學名著。這是一個技術問題，在當時更是一個路線問題。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

　　王匡的冒險成功了。經批準后，每種開禁名著印刷30萬到50萬冊，共1500萬冊，向全國各大新華書店分發。

　　書禁初開，“二陳一范”也分別入主出版界幾大機構。其中陳翰伯任文化部新聞出版局代局長，陳原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范用則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范用提出由他任總經理的三聯書店主辦《讀書》雜志，當時三聯書店隸屬人民出版社。

　　《讀書》雜志結構有些“古怪”：名義上屬于人民出版社，由范用領導，可是，機構名義卻歸屬國家出版局，主編又是跟國家出版局毫無關系的陳原。《讀書》就處在了幾個機構管理的縫隙，為當時在各禁區間打“擦邊球”留出了余地。即使這樣，因為擔憂因言獲罪的慣性尚在，人民出版社黨組還是讓范用立了軍令狀：萬一出了問題，責任全部由范用一人承擔。

　　在《讀書》第一期策劃案里，第一篇文章名為《開卷有益》，要求把十余年來林彪四人幫的反動謬論給推翻”，因為“我黨歷來提倡讀書，學習。”在策劃案的左邊欄，主編陳原寫了一列補充意見：可否即約李洪林寫篇《讀書無禁區》，切中時弊，大膽些，得罪些小人無妨。

　　字字推敲“讀書無禁區”

　　李洪林自稱前半生是一位“理論工作者”，早期著書立說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為黨的政策做理論上的說明”。當時他所在單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這是一個直接為毛澤東服務的小班子，只接辦毛澤東交代的社會調查和理論研究任務。李洪林“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給中共中央權威刊物《紅旗》雜志寫的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勁》。1958年“大躍進”席卷山河，李洪林這篇文章將中央定出的“鋼鐵產量翻一番”的可行性論證得頭頭是道。“文革”中高層文人間各成派系，相互傾軋，李洪林不幸成為被打倒的一派，下放農村改造。

　　多年農村改造的經歷，讓他對民生疾苦有了切實了解。但此后據農村實情寫出的調查報告，卻觸怒當時高層。自此，李洪林寫文章字斟句酌。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人看我的文章說流暢，其實我寫文章是很費勁的。都是三遍五遍地改，甚至重寫。寫完還從反面看，看人家怎么來反對。我寫文章的原則是：自己找漏洞，自己抓辮子。那時候禁區重重，總有衛兵把守，不讓你沖，而我的文章是摔不倒的。”

　　此次為《讀書》創刊寫作更是字字推敲。文中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李洪林為讀書自由理出憲法依據：“我們沒有制定過限制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讀書總算是文化活動吧。”說的雖然是常識，“卻是要把當時的東西翻一個個兒”。

　　李洪林為文章取名《打破讀書的禁區》，“這個題目很周嚴，反對給讀書設置禁區，反對把禁書作為一種政策。”

　　1979年4月，《讀書》創刊號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標題由范用改為了《讀書無禁區》，簡潔、堅定，像發刊詞一樣，舉起了一面讀書人的旗幟。

　　爭議

　　《讀書》創刊號印刷5萬冊，幾天內就發完了，馬上加印5萬冊也銷光。開篇宏文《讀書無禁區》激起無數回響。當時沈昌文還賦閑在人民出版社資料室。作為讀者讀到《讀書無禁區》，也不禁嚇了一跳。“我當時就對范用說，這篇文章太大膽，肯定要惹麻煩了。”沈昌文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果然，《讀書》編輯部接到大量反對的來信。反對的言論大致分為兩種：一是擔憂沒人把關，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將會被垃圾文學污染；二是擔憂是禁門大開，封資修將從此占領我們的文化舞臺。

　　類似的論辯也在黨的思想中樞中宣部內進行。李洪林辦完黨史展覽后就被胡耀邦調入中宣部，任理論局副局長。有同事當著他的面爭論，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讀書》雜志第二期發表了《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沈昌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篇文章是《讀書無禁區》的延續。作者署名范玉名，實際是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

　　舊時對“圖書館”三個字有一個簡寫，“口”內一個繁體的“書”。圖書館四門大開，寓意開放囚禁圖書的所有桎梏。因此，《讀書無禁區》從理論邏輯上闡釋了一個原則問題：人民有讀書自由，《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一文則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書，以及一些誨淫誨盜之作和歪曲事實的特務文學外，所有書都應該對民開放。而對后兩類書的界定，決定權不應掌握在高層一些“諸葛亮”手里，應請一批“有經驗、有威望、有見識的中小學老師來鑒識。這個問題，民主比官主好得多。”

　　1980年，沈昌文任《讀書》主編，《讀書無禁區》激起的波瀾仍未平息。“我幾乎天天要同這一件事打交道，這也才知道它真正的分量。”

　　1981年，沈昌文兩次代表《讀書》雜志就《讀書無禁區》做檢討去出版管理局做檢查。“主持批判檢討會的杜導正先生，是新聞出版署首任署長，很可愛的廣東人。每次我去參加會議，看見他在會上言辭激烈，但是輪到《讀書》檢討的時候，他都說時間不夠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讀書》上臺檢查了，他突然又說，《新華文摘》犯了個錯誤，讓它先做檢查。等《新華文摘》檢查完，他就說時間到了，會議結束。”沈昌文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現在想起來，他是明罰暗保，算放了我一馬。”

　　1981年4月，《讀書》兩周年，陳翰伯要寫一篇社論表明雜志立場，約沈昌文看初稿。沈昌文向陳翰伯報告了《讀書無禁區》發表后的反應。“我說，反響太厲害，似乎有的反響來自很有影響的人，我怕自己扛不住，希望他能就此文表個態。” 沈昌文說。

　　陳翰伯聽后，沉吟不語。隨后，他交來的《兩周年告讀者》定稿中卻赫然加上這么一段話:“我們重申我們贊成‘讀書無禁區’的主張。在我們的當代史中，人人盡知，確實發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四人幫’垮臺后，風沙雖然已過，不敢重開書禁的還大有人在。當時我們針對時弊，喊出‘讀書無禁區’，深受讀者歡迎，我們非常感激。”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界甚為復雜，文化界某些領導人公開講話時有搖擺，思想界也一日三變，開放和收緊兩股力量處于拉鋸狀態。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民間再現收書運動。李洪林也于當年被免去了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此后不久，李洪林在時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的邀請下，赴福建省任社科院院長。

　　30年過去了，李洪林如今在家頤養天年，偶爾上網搜索“讀書無禁區”，百度搜出一萬三千條，Google搜出二萬七千條。很多條目的標題都是《猶記〈讀書無禁區〉》。這讓歷經榮辱的老人覺得很大安慰。他說，在流行風尚轉瞬即逝的今天，還有什么能比被人猶記更加珍貴呢？ ★

　　(本文參考了宋木文的《親歷出版三十年》、沈昌文的《知道》和《最后的晚餐》，以及《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