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觀點主觀武斷，漏洞百出，為什么還能大行其道？這也就是畢飛宇所說的，倒不如拋開有關顧彬說了什么熱鬧的話題，思考一下為什么顧彬在中國會有這樣的影響力？

　　一

　　前些天在南京大學聽了顧彬先生一個演講。顧彬是如何進入中國視野的，這自然不必說了，但是，我特別希望這次演講他不要再提到他的“垃圾論”，結果，他還是舍不得繞過，仿佛不提醒大家“我就是那個‘垃圾論者’顧彬”，大家便不知道他是顧彬似的。看來，“垃圾”已經(jīng)成為顧彬這個品牌的標簽，如同路易·威登包上的LV一樣不可省略。于是，就像張愛玲所說的傷員愛戀著自己的傷疤，顧彬愛戀著他的“垃圾論”。

　　顧彬似乎習慣于用“垃圾”二字來評判文學，在他的演講中，中國文學局部與“垃圾”二字結緣的機會也不少。可是，不管媒體所披露的顧彬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還是顧彬自己所辯稱的中國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這都不是一個學者應該做出的學術判斷，也毫無學術價值甚至認知價值。如果一個學者只要簡單地宣稱某某文學是垃圾就行了，就可以宣道四方了，這樣的學者也太好做了。羅四鸰在《“搬運工”顧彬》一文中指出，“顧彬對于當代中國作家的許多評價，幾乎沒有分析，只有一個簡單的判斷，無論這個判斷是否客觀是否準確，似乎都難以說服讀者，更難以用學術二字來評判。”這話是針對顧彬的專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但也道出了顧彬作為學者的整體問題之所在。

　　問題在于，既然這是一個不值一提的簡單而低級的判斷，卻為何成了熱門話題？除了這句話客觀上具有放炮的性質(zhì)外，媒體制造轟動效應吸引眼球的迫切心理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之所以現(xiàn)在有太多垃圾熱門話題充斥我們的生活，媒體是“罪魁禍首”。每天都有學者說出一些非常有價值的話，可是，媒體不會注意，因為沒有媒體價值。什么話有媒體價值呢？越不靠譜的話越有媒體價值。顧彬的發(fā)言風格正是媒體喜歡的，自從一放炮被發(fā)現(xiàn)之后，他就成了媒體寵兒。

　　二

　　當今媒體固然讓我們遺憾卡拉奇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但顧彬本人似乎也該反思一下他是否入錯行了，既然如此善于放炮，他應該去當一名爆破手，沒準還成了董存瑞呢。顧彬這幾年頻繁來華交流，連他自己都感嘆“在中國做了太多報告”。這些報告當然與他在媒體的放炮是有關系的。就憑這個“垃圾論”，顧彬吃遍中國，真是“變廢為寶”了。還有，這些報告的費用和報酬可能沒有一筆來自于個人腰包，而是來自于納稅人的錢。可是，顧彬在媒體放炮的真實情形是怎樣的呢？據(jù)報道，在2006年，顧彬接受“德國之聲”記者采訪，回答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相關問題，然而，“如今顧彬感覺挺‘無奈’”，他說，“其實我是隨便回答的。”把此中來龍去脈梳理一下，我覺得顧彬太幸運了，我們太可悲了。

　　我絲毫沒有要貶低顧彬的意思，我覺得他盡管偏激，但偏激得很真誠，正如他所強調(diào)的，“我知道我的評價問題不少，但是我堅持我的觀點。”演講中，頑固而真誠的顧彬給中國作家開列了幾個藥方，幾乎都是他“報告”了多少場就重復了多少次的內(nèi)容了。我覺得顧彬的藥方大多數(shù)都是對的，因為這種藥方太好開了，絕大多數(shù)對于中國當今文學有所了解的人都能開出來的。但是對于顧彬“好作家要學好外語”的藥方，也是他的第一個藥方，我實在無法茍同。

　　顧彬的論據(jù)之一就是歌德、席勒等人同時也是翻譯家，可是，個案例證有多少說服力呢？你可以舉出N個正面?zhèn)�案，別人就可以舉出N＋1個反面?zhèn)�案來。我認為，沈從文之所以能夠寫出他的湘西小說來，就在于他不會外語，沒有介入西洋文化，他的原汁原味的視角、感覺和語言沒有被破壞以至于流失。顧彬的論據(jù)之二就是如果中國作家學好英語，就能發(fā)現(xiàn)張愛玲和林語堂英語原創(chuàng)作品中較中譯本優(yōu)長的地方了。虧他想得出來，我們有幾個張愛玲和林語堂，張愛玲和林語堂又用英文創(chuàng)作了多少東西呢？因為某樣東西用左手去取更方便，我們就要使自己變成左撇子嗎？我相信，張愛玲的精妙幽微處，絕對是用漢語表達最出神入化，因為，人的語言和感覺是相通的，張愛玲的語言就來自于她對那些中國式人情的感覺，而且她那些一個眼風一句綿里藏針的話之類的小包袱，上海人肯定是最讀得懂的，因為她的水土是上海的。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離開文化的水土，語言不會更自在。

　　更不可忽略的是，學語言難道是那么容易的事嗎？現(xiàn)在的中國人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一直到評教授了還在學，可還是學得半生不熟。據(jù)一位資深外語老師講，漢語說得特別好的外國人，往往都有一位中國配偶。恰好顧彬就是一個例子，他娶了一位中國妻子，等于全天候的漢語家教已經(jīng)用了幾十年了，可是，漢語依然不過如此，他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許多中國作家作品的閱讀還是多靠德譯本，他還在演講中稱自己是某某作協(xié)的“協(xié)長”。那么，你讓一個中國作家把英語學到比漢語還能領略張愛玲林語堂的妙處的程度，那得下多大功夫啊？那他還有時間去當作家嗎？如此一來，可能中國就沒有作家了，而是多了許多翻譯家和外語人才。

　　顧彬在演講中說，自己是作家、詩人和漢學家、翻譯家。有人問，這兩種身份之間，您認為自己首先是什么？顧彬回答，二十歲的時候，他要當作家，可是后來發(fā)現(xiàn)，學外語搞翻譯更容易些，于是他就走到后面這條路上來了，但是最終，他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可現(xiàn)實是，沒有多少人知道作為作家和詩人的顧彬，他自己也說:“我的同事也不認可我是作家。”那么不妨以顧彬為例，來分析一下寫作和學外語的問題。其實，顧彬的初衷是寫作，最終愿望是成為作家，但因為他更擅長學外語，寫作困難一些，于是，他就把寫作置后，成了漢學家和翻譯家。由此可見，他是避難就易的，因為那更有利于他才華的發(fā)揮。然而，對于成為作家的這些人來說，寫作才是他們擅長的事，學外語顯然更難，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讓他們避易就難呢？

　　顧彬重視語言是對的，但是，不能偏到把外語當作作家本行的地步，指望借助外語的神力來提高寫作，基本上是不靠譜的事。因為自己外語好，就把外語夸大為一切，更是沒有必要。有人反駁顧彬，中國的古典文學寫作者都不會外語，但中國古典文學很輝煌。顧彬說，我說的是現(xiàn)當代文學。這就好比阿Q罵“假洋鬼子”為“禿兒”，對方要打來時，阿Q趕緊指著一個孩子說:“我說他！”我承認顧彬是一個真誠的人，對中國文學不乏自己的古道熱腸，但是，真誠固然真誠，謬見依然是謬見。一個人堅持一己之見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如果一定要拿謬論當真理來硬挺，就算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也沒人承認你是布魯諾。

　　三

　　聽顧彬的演講，我感覺他對于中國文學狀況的判斷不如對德國的可信，這是由于他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隔膜造成的。比如，顧彬在演講中強調(diào)作家的良知，他說:“中國作家不互相幫助，而是互相輕視，很可怕。”可是，他舉的“不互相幫助”的例子，居然是艾青、丁玲打壓朦朧詩。這難道是一個“不互相幫助”那么簡單的事嗎？丁玲還一面以很“左”的名義創(chuàng)辦了《中國》，一面又發(fā)了許多很先鋒很“右”的作品呢，這又如何解釋？

　　因為隔膜，顧彬很容易化復雜為簡單，比如，他認為，作協(xié)是打壓作家的，他的論據(jù)就是上世紀他曾經(jīng)在德國舉辦什么活動，邀請中國的一些作家參加，可是，作協(xié)想派“他們的”人去，最后，由于時任文化部長王蒙的支持，他才如愿邀請到了他想邀請的作家，其中包括王安憶。據(jù)此得出作協(xié)打壓作家的結論，太片面了，而且，沒有用發(fā)展的眼光看問題，須知，王安憶現(xiàn)在就是作協(xié)主席。如果說中國作家相比世界其他國家的作家有什么幸運的地方，我想就在于中國作家有作協(xié)。我們似乎處在一個否定的時代，否定就意味著進步和革命，反體制一定是代表良知和正義的，這是否走向了不恰當?shù)牧硪粯O呢？

　　事實上，我一直懷疑西方作家評論家是否能夠真正讀懂中國作品。2008年8月20日《南方周末》有篇文章寫道，《紐約時報》組編了一期中國文學特輯，評論了四部中國小說，其中王安憶的《長恨歌》獲評價最高。《長恨歌》的書評是現(xiàn)任美國筆會主席、美國女作家芙郎辛·普羅斯寫的，稱王安憶為“專業(yè)評價極高”的作家，這被認為是一個極高的評價。那么，她的“專業(yè)評價”是什么呢？國內(nèi)評《長恨歌》，常常有一個極大的不滿足:女主角王琦瑤到底是如何熬過“文革”艱難歲月的？那幾年為何寫得如此簡略？而普羅斯對中國所知有限，所以，在她看來，跳掉幾年正是作者的言論自由。普羅斯認為，王琦瑤是以不動來抵消革命的。這實在是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把美國人了解世界的眼光單一化了，這種單一化的眼光又把美國以外的世界簡單化和理想化了。普羅斯顯然認為個人完全有權力選擇革命與否，但我們在“文革”當中的事實是，革命在毫無商量地選擇個人，那些隨便把“作風有問題”的人拉出來、脖子上掛著破鞋游街的事情，普羅斯是不會理解的。

　　既然西方人能否真正讀懂中國作品是可疑的，將“被西方認可”當作寫作的極大成功就更可疑了。我們對于西方的誤讀也是一樣。最懂你的肯定是跟你處于同一文化語境的人，所以，作家首先還是要為本民族寫作，否則，很可能就是邯鄲學步。文化上的“隔”，是血液里的隔，骨子里的隔，一張嘴就能捕捉到的口氣里的隔，永遠無法消泯。

　　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既然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觀點主觀武斷，漏洞百出，為什么還能大行其道？這也就是畢飛宇所說的，倒不如拋開有關顧彬說了什么熱鬧的話題，思考一下為什么顧彬在中國會有這樣的影響力？

　　四

　　顧彬現(xiàn)在把自己一面擺在中國文學的法官的位置上，一面擺在將中國文學推向德國的救主的位置上。體現(xiàn)于他的“垃圾論”，“我說的并不算什么嚴厲的批評，許多德國作家其實并不歡迎中國作家，他們根本不看中國小說。”“在許多德國讀者眼中，中國小說屬于庸俗文學，一般只有沒有什么文學水準的人才會看。”寫《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想發(fā)出一種呼救聲”……等言論中。

　　顧彬的強勢話語有多少中國作家不想反駁呢？可是，又有幾個作家愿意“得罪”他呢？所以，他能夠大行其道。也許，更需要抵制的不是顧彬的過激言論，而是我們自己的媚骨。顧彬在中國的走俏，絕不是一般的“他山之石”或“外來和尚”的問題，而是顧彬的漢學家和翻譯家的身份。幾乎所有來自西方的漢學家都被中國作家當成自己在西方的準代理人和推廣人，沒有人不買他們的賬。而拼命敬奉的結果就是使他們說話越來越嚇人。顧彬為什么受到如此敬仰？不就是因為他“罵”了你們嗎？我想起一位朋友跟一位小官員打完交道后說的話，“你就得罵他，你不罵他，他就不知道你是誰！”我朋友就是罵了那小官員之后，拖了很久的事立馬辦了。

　　寧可不走向世界，也不能那么氣短。寫作的人境界很重要，你放棄了自己的境界，你的寫作就矮了，那么，再多的顧彬也沒法使你在德國牛起來，再多的馬悅然也沒法把你弄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上。

　　作者：李美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