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函小平：“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

　　他曾想過要說些什么，但最后都放棄了。他說：“沒有意義了。”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我想起來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

　　父親以國防部長身份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美國。他從國際戰略格局的利害關系出發說服了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達成了中美兩軍的軍事技術交流協議。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中美兩軍最高層的協議。可誰知道，外交部駐美使館有人遞了封告狀信，說張愛萍違反中央確定的不結盟的原則，和敵對勢力搞戰略同盟。

　　其實，僅僅是因為美方不同意非軍事人員進入參聯會大本營，這個人覺得丟了面子，說這是歧視性政策，應該取消會談。父親說，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這封告狀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給了楊尚昆，說讓愛萍先看一下。楊把信給了我父親，父親頓時就被激怒了，說了聲：“無恥！”順手在信上批了幾個字：“如此國防部長理應撤職！”

　　哪曉得秘書見是小平同志處來的，既然首長批的有話，就把信給退回去了。鄧小平一看真氣壞了，對我父親說，你這個張愛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寫的是些什么？我父親還嘴硬：“違反了中央規定的國防部長是該撤職嘛！”

　　事后，我們都說他，小平同志這樣處理，已經很夠意思了，你怎么這樣任性呢？他也很沮喪，一言不發。

　　我感到他去意已定。

　　反問美國防部長：“是誰要向你買武器了？”

　　其實，國防改革的預警信號在兩年后就發出了。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樨、陳芳允4位科學家向中共中央上書，力陳我國在國際高科技領域競爭中面臨的嚴峻勢態，呼吁繼續下大力量跟蹤世界先進水平，爭取在有優勢的領域有所突破。

　　中央采納了這個建議。于是，由國家科委和國防科工委組織，邀請了124位專家，制訂了代號為“863”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

　　1986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重申，武器裝備現代化的關鍵是國防科技。

　　2000年，隨著“寓軍于民”的提出，我國延續了半個世紀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最終成為歷史。

　　軍工集團公司的結構安排，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許多不相適應的地方。從軍方的采購來看，也存在著危險傾向。

　　《華盛頓郵報》說，從俄羅斯進口武器，現在該是中國“斷奶”的時候了，否則就該上癮了。進口的確比自己研發更合算，但從政治和軍事上講，大國不應該擁有自己的武器研發能力嗎？進入90年代后，世界上只有俄羅斯能向中國提供武器，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正停滯不前，如果在俄羅斯這棵樹上吊死，那么中國武器裝備也只能停留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水平了。中國經濟遠比俄羅斯有活力，也更有資助國防工業的經濟實力，自力更生，本身就是創造就業機會，讓國防工業煥發青春，為什么就不做呢？新式裝備的下線到最后的使用，還有漫長的過程，軍人們的感受就更直接了。有幾個懂得俄語的啊？

　　父親回憶說：“耿飆和劉華清訪美后，布朗(美國防部長)來華。和我談話時趾高氣揚的，張口就是，我們美國是不能賣武器給你們的！我一聽就火了，但外交場合不好吵架，我就反問他，是誰要向你買武器了？他一下呆住了，答不上來。是啊，沒有人向他提出過嘛，耿飆、劉華清提的是技術合作。我哪里能饒過他，說你美國是賣給過中國人武器，抗戰勝利后好打內戰，不過，這倒是幫助我們更快地打敗了蔣介石。我在這里要謝謝你！

　　在座的美方人員有點蒙。翻譯解釋說，解放戰爭后期，我們用的也都是美式裝備，只不過那全是從蔣介石手里奪過來的，所以張副總理要謝謝你們。他們愣了一下，也哄然大笑起來。”

　　父親的腿在“文革”中摔斷了，閑暇時媽媽總是督促我們拉著父親一起活動(當時我從軍區調入總參工作)。我們常常是晚飯后，邊走邊談。尤其對下面部隊反映的一些問題，我感覺得到，他聽得很專注。

　　當時，以蘇聯二戰模式為框架的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宏觀構想的誕生，沖破了我軍多年來軍事思想的禁錮，成為新時期軍事思想領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戰略方針的修訂，勢必帶動和影響國防建設的其他領域。加之許多領導都相繼發表了以蘇聯衛國戰爭為參照背景的針對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文章，在這種氛圍下，各個相關領域制定和實行的規劃、方針，不可避免的帶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戰爭的背景，這就使本身已經捉襟見肘的國防經費無形中面臨了更大的壓力。

　　一直到1982年新一屆軍委成立后，他們才慢慢意識到，這個宏觀構想將會給各個領域帶來多大的挑戰。訓練領域提出了在8個重要方向上陸續組織大演習，而每次演習都將是幾個億的花費。國防工程的費用就更大得驚人了，在戰略戰役的淺近縱深內構筑堅固的防御陣地，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天文數字？更不用說，在各個可能的作戰方向上囤積強大的反突擊預備兵團，這就使武器裝備的生產和國防工業面臨一個更為嚇人的數字，要儲備上千萬人份的武器裝備，不用說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幾年的裝備費都給它，恐怕也是杯水車薪。

　　父親回憶時感慨地說：“當時很難說服那些同志，誰上來都是要得越多越好。我給他們說，儲備這樣多的老式裝備，有意義嗎？結果只能是搞得自己無力發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經驗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觀念、知識、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淺且狹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銅爛鐵都拿來湊數。當然，他們確有實際困難。但問題在于決斷。說到底，不在下面，還是出在軍委，不敢拍這個板嘛！”

　　軍隊面臨巨大困難，計劃中的“803”演習停止了。我們原想緩口氣也好，明年繼續干，但緊接著，楊尚昆又親自叫停了“804”演習，然后，無限期推遲了“805”、“806”、“807”……軍隊建設走進了一個轉換時期。

　　在當時，戰略研究還是個禁區。記得當時全軍只有一本軍事科學院編的《戰略學綱要》，還是未定稿，通篇是詮釋毛澤東的積極防御思想。所以，在當時我還不可能意識到，父親提出的問題，實際上已經突破了軍事戰略的層面，涉及到了國防發展戰略的范疇。

　　但在最高統帥部和各大戰區、各軍兵種的領率機關里，活躍著一群具有現代知識結構和改革觀念的青年軍官們。當我把和父親的談話告訴這些青年人時，立即引起了共鳴。大家認為，現代戰爭離不開國家經濟實力的支持，于是一個層次更高的、范疇更大的國防發展戰略提出來了。它涵蓋了作戰指導和戰爭準備；涵蓋了軍隊建設和國家國防力量的建設和發展。它屬于國家大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這在當時，無論是對高級干部還是領率機關，都應該是個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