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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知道現代《婚姻法》不僅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而且還知道《婚姻法》首先禁止的是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魯迅的包辦婚姻發生在1906年，這是清朝光緒年間，如果我們不用晚清的禮法婚俗，而以當代法規進行裁判，那么根據1980年(包括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這樁包辦婚姻也是應當按律禁止，不會受到法律保護的，屬于無效婚姻。

　　《婚姻法》除了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而且對于婚姻關系的建立也有明確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立夫妻關系。”(見第二章第八條)“重婚罪”論者既然很樂意于用現代婚姻法去衡量近代歷史人物的婚姻，那么就應該熟悉全部婚姻法的內容，不應該忽略《婚姻法》里所規定的確立夫妻關系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男女雙方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結婚登記”。男女結婚可以不舉行任何儀式，無須雙方家長同意，但必須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必須領到結婚證書，這是保障婚姻自主的一條重要法規。但是魯迅與朱安并沒有履行《婚姻法》上所規定的手續，他們未曾到過婚姻登記機關進行過任何登記，沒有“取得結婚證”，因此依照現代婚姻法，他們并沒有“確立夫妻關系”，即這種婚姻關系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認的；并且他們實際上沒有在一起共同生活，也不成其為事實婚姻。

　　既然法律是不能夠今為古用的，此處仍荒謬的用現代法律去衡量魯迅婚姻，這只是認為即使退一步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謂以毒攻毒，也能夠駁回“重婚”論的說法，并且證明：魯迅婚姻問題必須回到舊時代，回到中國近代社會環境中去探討，這才是正途，才是真正嚴肅的學術態度。應該看到，魯迅雖然是處在一個封建禮制時代的可以任意納妾而不觸犯“重婚”律條的社會之中，但是他本人是反對納妾的，他和朱夫人，長期分居，沒有夫妻生活，沒有孩子，盡管如此，他也并沒有按照舊婚俗早早另外“合法”的去娶一個或幾個姨太太，為了生兒育女。他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說：“因為現在的社會，一夫一妻制最為合理，而多妻主義，實能使人群墮落。墮落近于退化，與繼續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所以生物學的真理，決非多妻主義的護符。”他本人是親歷著這種非人性的舊婚姻生活的折磨，卻以人性化的新家庭觀念約束自己，自相矛盾的生活了二十年。

　　魯迅后來真正的伴侶許廣平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后的新一代青年，她在考慮和魯迅的關系時認為她的行為并不違背民國的黨紀國法(許當時系國民黨員)，她寫給魯迅的信里是這么說的：“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個人，照新的辦法行了，在黨一方不生問題——即不受黨責”(1927.11.22許廣平致魯迅信)，這說明她和魯迅在當時并不是沒有考慮過“黨紀國法”方面的問題的。魯迅認同了許廣平的說法，他說“我可以愛”，明白地表示了自己還有結婚的權利。他們以公開出版《兩地書》的方式宣布了他們的愛情結合，同時也否定了封建包辦婚姻。對于舊婚姻的善后處理，他們只愿意承擔經濟負擔的責任，而決不承認負有法律責任。

　　現在婚姻當事人都早已不在世了，他們無法依照當代《婚姻法》就包辦婚姻向法院提出訴訟，但我們看到他們生前的事實是，魯迅已經用他的行動推翻了母親為他操辦的這個婚姻，他攜許廣平一同離開北京，為的就是脫離包辦婚姻的家庭，屬于“私奔”性質，后來他們選擇在上海定居。魯迅在北京生活時期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如果那時的法制已經達到當代水準，如果魯迅提出訴訟，應當受到法律追究的就是包辦婚姻的制造者，自己的母親魯瑞。如果傳訊證人，就是周作人，他是當年訂婚的知情者和見證人，他比作為當事人和受害者的魯迅還要清楚這其中的過程。至于兒子愿不愿意成為原告及證人，愿不愿意讓母親處于難堪的境地，則不屬于法律探討的問題。

　　拙作《魯迅的婚姻》在談到魯迅重組家庭的時候這么一筆帶過的提了一句：“(他)并沒有休妻或離婚，卻是繼續背負著舊婚姻遺留給他們的這個沉重包袱，而且他也已經做好了將要承受新舊道德家們的詆毀的思想準備。”當時我以為世俗的偏見是必然存在的，并不重視這類非議，所以只是從婚姻家庭道德及感情方面來闡釋這個問題；現在知道，無論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還是崇尚愛情至上主義，都不及法律條文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因此在現代社會必須懂得運用法律思維，習慣從法律角度來提出問題、探討問題。上面是我試著為增強自己的法律意識而寫的對于重婚問題的思考，我得到的認識是：法律學的進步，決不會成為非人性的舊事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