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有關方面經過法律程序繼續拍賣圓明園流失文物之后，我有這樣的擔心，情緒會代替理性，文化問題成為國家間的政治問題，虛擬的泛政治情感，真的成為家國間的民族情感。

　　我們希望以劉洋先生為主導的律師團能夠將文物問題還原為文物問題，它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是一個文化問題，但不能將其泛政治化，不能將其作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標志性事件來放大。

　　中國新聞網報道了劉洋的說法：“雖然敗訴了，但是雖敗猶榮，因為在法國巴黎這個巨大的法庭里面，我們發出了中國人不屈的聲音。”相比之下，法國的法庭顯得比較理性：該法庭表示，原告要求法文化部干預，非屬該法庭審理范圍；歐洲保護中華藝術協會只能代表該協會，不能代表中國，也不能代表公眾利益。因此駁回訴訟請求。

　　原告方律師此前表示，本案的教育意義遠遠大于審理結果，這里所說的“教育意義”仍然是我們的某種思維在作祟，我們是通過圓明園文物官司來教育法國人，還是教育我們自己人民？我們看到，法庭判決一結束，就有中國留法學者走上街頭，散發宣傳材料，讓法國人知道歷史真相，通過動員法國民意，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文物擁有者們面對自己潛在的巨資，他們更懂得用法律來維護自己利益。

　　其實，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可能不是教育別國人民，而是教育我們自己，就是用國際規則來維護文化權益，現有的國際文化法規，都難以追溯百年前的國家文物流失，依據1970年中國加入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和1995年加入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可由政府通過外交手段追回非法外流文物。但以上公約不可上溯追索，盡管中國政府已有明確聲明，不放棄追索此前流失海外的文物，但是，政府無法通過公約追索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流失文物。2002年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等18家歐美博物館聯合發表《關于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聲明》，公開反對返還流失文物，顯然他們是站在自己立場上來“聲明”。如何破解他們的“法術”，是我們更應該思考的問題。

　　無論是埃及還是希臘，都在為此而困擾，所以，國家文化主管部門與法律界最應該做的，是通過圓明園文物在法國拍賣這一案例，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或相關國際性法律機構，重新起草新的文化道德公約，新的公約要倡導文化的道德價值，也就是西方文明社會共識的普適價值，任何人都不會反對：歷史上的代表性文物，只有在所在國或所在地，才能發揮歷史與文化的最大價值，文物的整體價值遠大于零散的價值，只有尊重人類文化價值的普適性，才能使文物的保護與收藏不與人類的道德價值相悖，在文物之上，還有文物的無形的文化價值與道德價值，這種價值就需要物歸原位、尊重文物的文化最終歸屬。

　　總之，圓明園流失文物是一個法律問題，是一個需要我們理性面對的問題，靠行政的力量難以奏效，靠現有的法律難以勝訴，靠情感性收購，只會做一個冤大頭，最有效的途徑，就是聯合埃及、希臘等文物流失大國，倡導并制定新的文物回歸法案，讓各國代表性文物回到故鄉，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園。

　　吳祚來(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