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要給生物學找一個生日的話，可以把它定在《物種起源》出版那一天——1859年11月24日。

　　難道在那之前沒有人從事生物研究嗎？當然不是。人類研究生物現象已有漫長的歷史，但是在達爾文之前，生物研究其實只是神學的附庸，是上帝在科學研究領域的最后一個據點。當時從事物理學、化學研究的科學家已不需要假設上帝的存在，但是生命現象要比物理現象復雜得多，上帝還可以賴在那里。從事生物研究的學者，基本上都是神創論者，他們的研究前提是神創造并精心設計了生物。其中許多人本身就是牧師，為了通過研究上帝的“作品”來領悟上帝的旨意。即便有少數學者不相信神創論，也往往相信目的論，認為在冥冥之中有一個神秘的目的在指導著生物的進化。比如進化論的先驅拉馬克就相信生物體本身有一種內在驅動力在促使它們越變越復雜，向更高級形態進化，直到進化成人類。

　　達爾文用大量證據證明生物是進化而來的，推翻了形形色色的神創論，上帝才被徹底地驅除出科學領域。達爾文還用自然選擇解釋了生物體的復雜結構是怎么起源的，這是一個完全自然的、無意識的進化過程，無需求助于智能的設計或神秘的目的，因而也否定了目的論。有了達爾文進化論，生物研究才擺脫了所有的超自然現象和神秘因素，才有可能像物理科學那樣成為一門科學。

　　在達爾文之前，生物研究屬于博物學，只是對生物現象進行觀察、描述、分類和做解釋性的敘述，不試圖去探究生物現象背后有什么規律，也不做實驗來驗證假說。真正的科學研究則必須根據觀察的結果，提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然后以新的觀察或實驗加以證明。達爾文首次把科學方法引進到生物研究中，不僅繼承了傳統的博物學方法，細心地觀察和勤勉地收集事實進行歸納，而且使用了現代的科學方法，善于提出可檢驗的假說，并用新的觀察和設計實驗來檢驗它。限于當時的條件，沒有多少進化實驗可做，但達爾文還是盡量用實驗來驗證某些假說。例如，在《物種起源》第十二章，他詳細敘述為了驗證植物種子能夠通過海洋漂流和鳥類被帶到與世隔絕的島嶼上，是如何精心實驗的。達爾文還做了大量的植物生理學實驗(最著名的是通過一系列實驗巧妙地證明胚芽鞘的尖端含有導致植物向光性的信號物質)，影響很大，被認為是實驗植物學的創建者。

　　達爾文進化論的誕生，統一了生物學的各個學科，為生物研究提供了第一個可用于預測和檢驗的科學大理論，從此對生物的研究不再只是單純的數據收集，雜亂無章的生物現象也有規律可循，對生物現象的研究由博物學變成了科學，生物科學由此誕生。大生物學家杜布贊斯基曾說過一句名言：“若無進化之光，生物學毫無道理。”沒有進化論，也就無所謂生物學。

　　生物學中有許多規律、定律，它們或者只是對現象的描述，或者能從物理、化學定律推導出來，都不是真正的規律。通過研究生物體內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物理、化學作用，可以解釋生物體的一切功能。這不免讓一些生物學家擔心，生物學研究是不是有一天會被完全還原成了物理學、化學研究，生物學不再是一門獨立自主的科學？這種擔心是多余的。生物學研究并不只是研究生物體的功能，還要研究這些功能是怎么起源的。對后者，就必須用到進化論，特別是自然選擇規律。自然選擇規律是不可能從物理、化學原理推導出來的，是一個獨立的自然定律。既然自然選擇規律是不可還原的，生物學就不可能被徹底還原成物理學、化學。達爾文進化論不僅為生物學奠定了基礎，而且還確保了生物學的自主地位。

　　達爾文進化論也給人文領域帶來了一場顛覆性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人們普遍認為人是萬物之靈，并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超越了自然。例如猶太-基督教神學把人看成上帝根據自己的影像創造出來的特殊作品，在世界萬物中只有人才被賦予了靈魂，世界萬物都是被創造出來為人服務的。偉大的哲學家，像亞里士多德、笛卡兒和康德等人，不管他們的哲學觀點是多么不同，也都堅持人類中心說，認為人與其他動物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達爾文進化論則指出，人類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偶然產物，是大自然的產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與大自然是同一的。今天的一切生物都是人類的親屬，人類與其他生物特別是與類人猿并無本質的區別，我們認為人類特有的屬性——例如智力、道德觀等精神因素——都可在其他動物中找到雛形，也必定有其自然的起源。

　　達爾文進化論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性。但是在某些人看來，它沉重地打擊了人類的自尊心。進化論的正確性在科學界實際上早已沒有爭議，作為生物學的基礎，如果推翻它就會讓生物學大廈坍塌。但是在人文學界，一直有人激烈地批評、否定進化論，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進化論傷了其自尊心，而不是他們比生物學家更懂生物學，掌握了生物學家不知道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