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先生“同”的一面在于面對質(zhì)疑時的殊途同歸,不去直面,卻顧左右而言他。總之,李院士不能用造假者的“個人行為”就把責任一推了之,文先生不能指望一句“問心無愧”就可以宣告清白。

　　對李連達先生涉嫌論文造假的舉報言猶在耳,文懷沙先生的面目如何又成了公眾矚目的焦點。自2006年,由李連達領(lǐng)導的實驗室共有16篇論文涉嫌造假、抄襲、一稿多投,全部文章均有“李連達”的署名,而實驗室自2004年成立以來總共才發(fā)了20多篇論文。文懷沙先生被學者李輝就年齡、人品與學術(shù)提出“三疑”。一個事關(guān)院士的形象,一個事關(guān)國學大師的形象,不為輿論所密切關(guān)注才怪。

　　舉報與質(zhì)疑既出,關(guān)心的人們自然都想明了事情真相。很遺憾的是,從被質(zhì)疑者的表態(tài)看,他們“存心”是把公眾推向質(zhì)疑的一方。李連達先生是通過公開、嚴格程序當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貨真價實；文懷沙先生則是不知什么人什么時候擲過來一頂“國學大師”的帽子就戴上了,山寨的意味更濃一些。我所說的兩先生的“異”就在這里,“同”的一面在于面對質(zhì)疑時的殊途同歸,不去直面,卻顧左右而言他。李連達先生認為舉報者的舉報動機有問題,文懷沙先生干脆只是發(fā)了個“啟事”,聲稱自己生于“一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說,俱不足信。后世史家當以此為據(jù),無勞辨析”。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兩人的態(tài)度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態(tài)度。

　　不得不承認的是,李連達先生盡管“沒有造假的動機”,但是有造假的事實,論文書名的白紙黑字擺在那里。但他的轉(zhuǎn)移視聽,導致事件由于卷入了太多的利益背景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仿佛造假之事不那么重要。有人說,質(zhì)疑文懷沙先生的年齡沒有意義,謬矣。年齡造假的話,文先生生命中不少風光的履歷便不攻自破。其實,他們要證明自己應該不是什么難事。李院士針對舉報者提出的那些我們不懂的專業(yè)問題一一向公眾釋疑；文先生把自己的履歷說得更具體、更明確即可。就算是1910年出生吧,像諸多古人那樣來個自撰年譜,或者單挑重要年份的具體事宜,如在哪里上什么中學、大學,后來在哪里任教、任職等開列出來。倘如此,二人自然能封住舉報者或質(zhì)疑者的口。總之,李院士不能用造假者的“個人行為”就把責任一推了之,文先生不能指望一句“問心無愧”就可以宣告清白。

　　在“大師”泛濫的時代,該倒掉幾個就倒掉幾個,沒什么好惋惜的。但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終身榮譽稱號,能夠當選為院士,對科學家本人來講是一種崇高的榮譽。但當選本身,只是對院士本人以往科研工作獲得成就和實際貢獻的一種認可,并不表明其就此就變成“學術(shù)權(quán)威”。不僅社會各界需要一個平和的心態(tài)對待院士稱號,院士本人也應當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為社會作出表率。我以為,當今應當多一些“發(fā)難”者,就像李輝先生所坦言的,自己的行為“是真相求證,非道德評判”,從而使“歷史盡可能接近于真相”。但兩先生的殊途同歸,表明達到這樣的愿望恐怕很難很難,歷史也許從來就該是一團迷霧。

　　作者：潮白